有一个关键词叫“记者是谁的喉舌”，源自于一年多以前，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先生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以及因为这一句话引发的一场讨论。事情也过去有一阵子了，但这个因为个案建立的关键词却几乎从未被冷落过，总有事关舆论监督的诸多事宜被归纳到这里。
这几天，这个关键词又异常热络起来。
7月27日，一则有关“经济观察报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全国通缉”的微博消息引爆网络。发帖者称，《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了上市公司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
还有，还有，江西景德镇市邮政局组织员工公费旅游，被《江西日报》曝光后，邮局居然恼羞成怒，“封杀”省委机关报，给订户送报纸时竟然抽去了刊发曝光报道的版面；
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黑龙江日报》批评该省穆棱市农民耕地被强占挖土取砂，当地国土资局负责人也高调反驳说：“不要相信小报的报道，不准确”；
新疆广汇物业去年4月面对《新疆都市消费晨报》的批评报道，竟然以该报“不能正确反映党的路线、政策”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阻止报纸进入其管理服务的73个居民小区和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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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这样对待新闻记者、对待舆论监督的恶劣纪录是否还会被继续，想来是难免的。有网友直言，此事“暴露的不单是邮政局的无知无畏，还有舆论监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脆弱”。7月，甚至被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直接称为“记者劫”：保障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不仅仅关系到媒体的报道是否可以顺利进行，也不仅仅只是影响社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一个个普通的公民。他们所遭遇的，将会是身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面临的现实权利窘境：包括在缺乏法律依据下的“被通缉”，包括面对傲慢权力时的“被呵斥”……
关于“媒体是党的喉舌”这样的说法，有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是谁都不敢质疑的真理，但关于新闻媒体的真正天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期被荒废殆尽。近些年来，关于媒体职责的讨论开始重新被拾起。有时候想，看来是真的，常识真的是需要不断反复被重复和启蒙的。起码，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暂时也只能这样。一旦有人想要试图再次铭记一些原本谁都应该知道的常识，都被看作是颇具风骨的大作为。何等尴尬，又是何等让人恐慌。
在权力肆虐，从来不曾被限制过的当下，舆论的恐惧是常态，而一旦有人突发奇想要善待媒体时，往往会让人有些受宠若惊。尽管这样的“善待” 有太多居高临下的意思在其中。这样的善待是需要警惕的。五岳散人先生认为，媒体原本就是不需要被善待的行业：媒体这个行业最不想要的就是善待。我们知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媒体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揭示事情的真相，好的真相不用揭示，能干的活儿基本都是揭黑打假、面对种种不可一世的掌握权力者。于此过程当中，媒体人与媒体面对的风险与不友好是由其职业所天然决定的，善待记者倒是会让一个老记者隐隐不安:这里面有事儿？
媒体不仅不需要来自权力的所谓“善待”，而且媒体监督的无效和无力，在现实中大多也是要归罪于权力本身的。展
当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发问：当公权公然染指报复记者，纵有新闻法又能若何？因为记者首先是公民，歹徒已经构成了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记者职务权利的双重侵犯，即便没有《新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已足以惩戒；而对公权染指报复记者则不一样。对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对记者大打出手者，即便无有《新闻法》也不难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一者，在少数地方“老子就是法”的主政官员眼中，司法警力不过是其治下的“保镖”“家丁”“打手”，法顶个屁用！再者，法一旦沦为无法无天执法者手中玩弄的魔方，变通执法循私弄法贪赃枉法便会把《新闻法》架空。在“依法追究”的名义下，非但正义难以申张违法得不到追究，甚至还有可能纵容报复记者的嚣张气焰和作恶惯性。这就是令人沮丧的现实！
对于南京大爆炸衍生出来的“禁播门”，本站热心作者高人先生自有其高见：徐副主任的“逼问”，堪比湖北省长的“夺笔”，二者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无论是邓玉娇案，还是南京爆炸事故，都是让“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闹心事情，非但难辞其“管理不善”之咎，还会影响仕途，可记者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然要被“夺笔”和被“逼问”了。究竟是哪个不让我们直播的？真的只是某一个干部条件反射般的个人作为吗？显然这样的说法连官员自己也不信。无疑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傲慢与偏见，是一个体制的僵化应对。至于具体到个案里，无论是语出惊人的逯局长，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上演夺笔大戏的省部大员，再上这次被直播出来的“禁播门”当事人，可能都有自己无法与外人道的苦衷吧。
但无论如何，“不作恶”应该是一个底线准则，这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略的。我们无法改变，是的，无法改变。但是，在无法改变的强大现实面前，有的人选择战斗，有的人选择沉默，但又是谁选择了助纣为虐呢？那些选择了做恶的人，再怎么违心，都没有办法完全为自己的作为开脱。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的，我们并不是没有过曾经报业辉煌的往昔。储安平，一位被后人推崇备至的媒体人，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所遭遇的环境，其实比现在还要恶劣。他在总结传媒志趣时的话可堪与后人共勉：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份了，献策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已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方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这些常识的诉说，穿越半个世纪时间的坎坷，到现在居然依旧不过时，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窘况。看储安平当年批评政府，看的现在的我们的胆战心惊，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一种“免于恐惧”的生存空间？还是过去的人们，比我们更要不畏惧恐惧不成？
“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份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方向”。这是半个世纪之前，一个报人的话。
有人说，新闻界应当给予社会更多的勇气，但是又是谁应该给前行的新闻界一些足够支撑下去的勇气呢？需要的，太需要了！让他们知道，在让人沮丧的坏消息频繁传来的时刻，所有信奉进步、美好与光明之物的人们，都会跟他们站在一起。而且在此期间让我们彼此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并不孤单，我们都信奉着同样的光明与美好。
公权力是否真的学会了尊重媒体及其所代表的合法、正当的公民知情权益，显然不是四平八稳的记者招待会可以完全反馈出来的。突发的场合、逼真到有些残酷的现场呵斥，不能不说是窥察权力谦卑程度的一个绝好机会。这样的场景很残酷，但这样的现实足够逼真。这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一个被质问到底打算“替谁说话”的世界，一个被呵斥无法继续直播的世界，一个被暴力夺笔、强制消声的世界，但同样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话的世界，一个足以让前行的人依稀察觉“吾道不孤”的世界。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世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新闻界的共同体，报界以笔墨书写道义，但报社所仰仗的更是是良心和读者。新闻记者不可能凭书生之力消弭野心勃勃的暴行。不可驯服的暴力不由新闻界掌控，只有共同体应同样的威胁结成同仁的韧性。记者与暴力仍处于相持阶段，建设共同体是一件长期的事业。这个共同体，更是一个健康成长的公民的共同体！向共同体取暖，才能同道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