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职业师范学院的张丽芬老师为我写了一系列评论，这是第二篇，还有第三篇待贴，感谢她的认真。感谢所有关心我创作的人。我贴的是批评家们近期为我写的评论，以前的就不贴了。但确实有非常深入的，网上可看到……

守望孤独 寄情自然

                                 ——论陈应松笔下的孤独意识

                                         张丽芬(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陈应松以神农架写作而闻名。在同一时代的其他“底层”作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民中的“出走者”时，他却执拗地牢牢锁定这一片人迹罕至的荒野山村。作为远离喧嚣城市文明的独异存在，粗犷蛮荒的乡野风情让作家迸发出创作的激情。他以冷峻凌厉的笔调，用“零距离”的生活体验重现鲜为人知的底层生活。作为具有强烈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虽然陈应松笔下的山民在野蛮麻木、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中无望地挣扎，但我们总会在灰暗的背景下发现隐含着一抹鲜活的亮色，这抹亮色就是主人公所特有的孤独意识。陈应松在作品中除了表达现实忧虑和底层呼声之外，还着力表达“一种人的孤独，无法诉说和交流而产生的心理暗流，人在那种万念俱灰中的铤而走险。孤独一直是我小说探索的问题”[①]。他的小说因此充满孤独的悲凉和壮美。

在《望粮山》中，贫困、饥饿像恶魔一样摧残着望粮山的村民。恶劣的自然天气使粮食颗粒无收，干旱和冰雹轮番折磨着本已荒芜的山野。自然贫瘠荒芜，金贵更是孱弱无能，连父亲都对他不屑一顾。与强悍贪婪的姐夫相比，金贵温顺而害羞，他只能在家人和邻居的漠视和冷眼中卑微地生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却也有自己本能的生存欲求：在麦田中薅草耕地，与荒草夺粮；与小满合伙炼黄连素粉致富；向一旦表达爱意……金贵被小满误伤后，不但没得到应有的同情，还莫名其妙地被村人误认为他会找小满报复，以至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心生嫌隙。“金贵一个人绝望至极地坐在田坡上，坐到夕阳隐去，群山成为了慢慢迷糊的黛青色的剪影。坐在山岚升起的寒冷中。他是如此地觉得浑身没有滋味，连炊烟和狗吠都唤不回他去……而现在，我是不是被这个不明不白的村庄抛弃了呢？”[②]这种弱者的孤独，善者的寂寞，无人理解，缺少呼应，唯有在大自然中才能实现个体对苦难和孤独的精神超越。金贵在生存欲求匮乏、孤苦无依时，眼前就会幻化出天边连绵的麦子。在小说中，“麦子”是虚幻希望的象征，也是人类欲望的象征。金贵的精神支柱就是远方的妈妈，爱情幻灭后，他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母爱上。千里迢迢的寻母并没有唤回母爱，而是被冷漠无情的母亲拒之门外，用金钱买断了母子情，最后的精神支柱也轰然倒塌。金贵与封闭的山民格格不入，于是渴望走出山庄、走向山外的美好生活，他在命运的旋涡中奋力挣扎，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金贵不但被传统村庄离弃，又遭到城市现代文明的遗弃。他善良而沉默，受山民的排挤蔑视，却有朦胧的自尊，最终只能在夹缝中选择毁灭，在极度的孤寂和绝望中纵身跳下悬崖，用死亡对抗无边无际的生存之痛。幻觉中温暖的麦浪为他战胜了死亡的恐惧，达到了解脱的自由之感。金福守望着那片虚幻的麦田，也守望着幸福，他在孤独无望中成了幸福的守望者。

如果说金贵是传统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弃儿，他的孤独源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那么《松鸦为什么鸣叫》中伯纬的孤独则源自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对于灵魂和道德的坚守。小说以“路缘”两字贯穿全文，“公路”在闭塞的深山中是伸向城市的触角，象征迥异于乡村社会的现代文明和价值理念。伯纬和王皋们曾经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公路的建设中，王皋们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公路的修成并没有改善山民的生活，他们依然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艰难维持生计。同时，公路破坏了深山的安宁，木材、珍稀动物以更便捷快速的方式运往山外，现代文明对朴实宽厚的大自然极尽盘剥之能事，川流不息的车辆见证了疯狂掠夺的残酷。更可怕的是，公路带进了沾染了城市污浊之气的山外人：贪污成性的局长、忘恩负义的司机……正是在这一片污浊之气中，伯纬的道德魅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无论是对待恶人还是知恩图报的善人，他都能怀着质朴无华的人道主义精神，舍身忘我地挽救他人的生命。伯纬的一生，与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初他为了实现承诺、把王皋背回家安葬，宁愿翻山越岭，历尽艰险，其诚信重义的品质让人肃然起敬。后来公路上车祸不断，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伯纬的生命中，挥之不去。而他不顾自己的残缺之身，几十年如一日，不管冰天雪地还是深更半夜，他都把松鸦的鸣叫和汽车的翻滚声当成战斗的号角，总是在第一时间奔赴事故现场，不计报酬，不问得失。特别是安徽的卡车司机遇难后，他每天都去为他守灵，送酒送饭，这在一般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却彰显了伯纬这个微不足道的残疾人那难能可贵的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公路带来了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重利轻义成了社会的一种道德惯性。在道德滑坡的泥石流中，伯纬却能保持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淡泊名利，不计得失，默默坚守纯洁无瑕的灵魂。他最高的人生信条就是“我只求平安，不求发财”[③]，最幸福的事就是喝一口自酿的包谷酒。正是这样一位灵魂的守望者，却不被世俗甚至自己的亲人理解，家人的冷漠和误解，使他备感孤独，只能和山倾诉衷肠。“他一个人在山上，他想给谁说点什么，唱点什么，山始终不说话，羊也始终不说话。”[④]陈应松借神农架的伯纬为现代社会树立了道德标杆，唱响了高尚灵魂的挽歌。守望灵魂的伯纬注定是孤独的，方才显出其弥足珍贵。

如果说金贵是幸福的守望者、伯纬是灵魂的守望者，那么《云彩擦过悬崖》中的苏宝良就是大自然的守望者和守护神。苏宝良三十二岁上山，二十六年独居高山之巅，以山林为伍，以动物为友，过上了“侣鱼虾而友麋鹿”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每天，苏宝良与山下的防火站联系两次，这是他和外界交流的唯一途径，其他时候只好沉默或自言自语。当孤独感强烈到无法遏制时，他就爬到塔顶，面对夕阳和山岭大吼，像一头被大自然囚禁的困兽般咆哮。长期的离群索居使他的家庭趋于破碎，妻子和孩子已从他的日常生活中淡出，只有心爱的女儿燕子为他带来亲情的温暖。不幸的是，燕子被山上的驴头狼咬死，也剪断了他与人世间的最后一根纽带。生活的艰辛、无奈、痛苦，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永恒的是大自然的伟力。“一个为情欲或是为贫困和忧虑所折磨的人，只要放怀一览大自然，也会这样突然地重新获得力量，又鼓舞起来而挺直了脊梁；这时情欲的狂澜，愿望和恐惧的迫促，[由于]欲求[而产生]的一切痛苦都立即在一种奇妙的方式之下平息下去了。”[⑤]失去了亲人之爱，却在大自然中意外收获了人间大爱。神农架乡民的热心温暖着他孤苦的心灵，而每年为过路的流离失所者提供食宿，又使他收获了陌生人的友谊。从此，苏宝良真正以山林为家，站在时间之外，在亘古不变的宇宙万物中，与世隔绝的他超越了红尘的烦恼和忧愁，达到了对宇宙和人生的彻悟。

苏宝良一生中亲情的缺失和遗憾，却在大自然中得到完美的弥补。他对山上的一切都有了依恋之情，他以淡定从容的心态去感悟群山、树木、草甸、鸟兽、云海的灵性。他与山川、鸟兽和平共处，和睦共存，从不向动物剑拔弩张，拔刀相向，宁愿自己忍受孤独的煎熬，也要用一生的漫长时光去守候动物和人类共同的家园。

小说中的宁静山林是与红尘欲望相对的一种所在，神农架的自然给人温暖的亲切感，相对于人间的冷漠、功利、自私，毫无人间烟火气的山林反而更加和平安详，苏宝良在群山中甚至获得了自然神灵的感悟。他感觉群山、云海、树木都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情感是自然生命的本质。作为生命存在的大自然，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爱恨情仇。望塔是他的家，虽然只有他一个人独居，却因为有了茂密古朴的森林簇拥，而显得温暖、亲切，甚至激发起他对生活的热望。在神奇瑰丽的大自然中，苏宝良拥有了无穷的力量。目睹云海中佛光乍现的壮丽伟大，他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恩泽，所有人间的灾难都如过眼云烟。在云彩变幻多姿的神奇与优美的身影中，苏宝良觉察到人与自然的同构：云彩擦过悬崖就像人擦过岁月，生命擦过世界。他甚至炼成了一块石头。在此，苏宝良在长久与自然的交流和对视中，达到了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迸发出激昂、膨胀的生命力，平凡渺小的个人在无限的大自然中得到升华。

苏宝良在山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山林成了和他相依相慰的心灵家园。当小赖来接替他的工作时，他突然改变了已做好的决定，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心灵家园被一群不懂山、不理解自然的外人侵入了，他的愤怒、委屈在瞬间爆发，不尽人情地把小赖赶下了山。因为，他的精神和血脉已和山川合一，离开了自然，他就是一个毫无现实价值的孤老头。小说的结尾处，山林中的村庄将搬迁至城市，象征现代文明的电磨也代替了传统的石磨，村里到处都是丢弃的石磨。山林和土地被向往现代化的村民无情抛弃，苏宝良的人生也随之被放逐了，他的孤独守望失去了意义。物是人非的喟叹回荡在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高山之巅，唯有苏宝良的精魂还久久地盘旋在群山之间，与大自然融合成荡气回肠的一曲挽歌。

苏宝良的孤独表面上体现为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远离了亲情，远离了本应属于他的世俗人生，而恰是这种独异的生活方式成就了他完满的精神世界，这不能不说是大自然对其守护者的一种回馈。小说结尾的悲怆意味源自作者对人类深层孤独感的体认，现代文明的触角已延伸到神农架，传统社会的道德人伦、大自然的优雅、灵动在物质诱惑面前不堪一击。世俗中的人们为了满足物质欲望，不惜伐木毁林，不惜离弃世代哺育自己的群山。脱离了大自然的人类是一种孤独的存在，对自然无穷无尽的索取已使地球母亲不堪重负，人类成了和母体分离的弃儿，盲目而愚蠢地肆意掠夺自然资源，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苏宝良的最终离开，也象征了人类最后一位自然守护神的被迫离去。岁月匆匆，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作为群体的人类却无法承担苏有良式的职责，以神性的眼光去敬畏自然、呵护自然、体味自然，这不可谓不是人类的悲剧。

从金贵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孤独，到伯纬安贫乐道、守望灵魂的孤独，再到苏宝良守望自然、对抗现代文明的孤独，陈应松笔下呈现出底层民众的生存欲求和精神体验，挖掘出人性本原状态中的孤独意识，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精神上实现对苦难和孤独的超越，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缺失和人性隐秘的痼疾在自然中得到平息，获得灵魂的静谧和谐。

陈应松笔下的孤独意识源自于他对于文学的感受。“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角色是非常尴尬和落寞的，但对于一个执着于文学的人，它依然是演绎生命的最好方法。文学是最形象、最绚烂的一种精神表达。文学是寂寞者的一种精神狂欢。总之，时代不管怎么发展，科技和传媒无论如何发达，文学的存在依然是必须的。文学是一种最洁净、最简单也是最令人沉醉的劳动。”[⑥]对于文学的理解使陈应松在2000年远离繁华的都市，自愿到偏僻的神农架挂职，这种“走向孤独”的姿态恰恰是他寻找心灵净土的伊始，他认为城市是污浊肮脏的，而神农架却是神圣、纯美的所在。在这方净土中，他找到了清静的精神存在方式。写作是一个孤独者的旅程，只有去除世俗的浮躁之心，平心静气，才能传达出大众的呐喊和呼唤。

文学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顽强记录者，书斋式的写作方式虽然孤寂，却需要表达出千万底层人民的心声。“进行伟大创造的人踽踽独行，不苟合于四周的环境，特别是不苟合于那些早已定形了的集体的意见和判断。他们的服务意识极强，时时肩负着天下的使命。由此，孤独亦可分为两种：创造的个体人格的孤独与个人主义者的孤独。”[⑦]陈应松体验的就是创造的个体人格的孤独，内在丰盈、充实的孤独感引导他寻找到了神农架这块处女地，他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挥洒笔墨，秉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人传统，酣畅淋漓地发出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