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晚，李连杰在做客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时表示，壹基金计划可能面临中断。“壹基金会中断吗？”“有可能。”“会有这么严重吗？”“有，你和我，我们都不能理解的严重性。”这是柴静专访李连杰的一段对话。节目一经播出，立即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据李连杰介绍，壹基金在成立之初曾经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在此期间，作为私募基金的壹基金挂靠在有公募资格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名下，可借助红会的名义向社会进行公开募捐，做公募基金会的项目。此举可以被解释为现行法律体制下的无奈的创新之举，也可以理解为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毋庸置疑的是，壹基金在近三年的运作中已经成为中国慈善界的一面旗帜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基金的运作也日渐完善，以周惟彦为首的执行团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前天晚上，在名为《李连杰：激情与理性》的节目中，李连杰非常无奈地表示，壹基金是已经生出的孩子，但却没有身份证，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这在与他人的合作中会带来很多问题。“这孩子虽然还健健康康的，但他没有身份证，没有上学，在月子里没事，可它被希望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更加专业化透明化发展的人质疑了。”专业化？透明化？我想知道的是在中国有多少基金比壹基金更专业、更透明。
看到李连杰说的这番话我不禁感慨万千。在常人眼里，李连杰是功夫巨星，长袖善舞，凭借他个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做事情应该很容易。而现在，连李连杰都觉得非常困难和无奈，要换作常人，这该有多难！这又让我想起了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执行主席刘东华说过的一句话，“任务越艰巨，使命越光荣。”是啊，话虽如此，但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够扛得住这份“艰巨”，能够有耐力去分享这份“光荣”。马云说过，“后天很美好，但是很多人死在了明天晚上。”为什么呢？坚持不了！我想把这句话套用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上似乎也很恰当，“中国慈善事业的后天是美好的，但很多慈善人士和慈善机构恐怕甚至熬不到明天晚上。”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那么，悲哀的根源在哪里呢？制度！按照现行制度，民间要申请成立公募基金会，首先需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但民间机构要成为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很多业务部门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和风险，因为业务部门会顾及到它的民间性，怕出现政治上的风险，也怕万一出现贪污腐败引起公愤。如果是自上而下举办，可控性就比较强。因此，我国现有的公募基金会大多数是有官方背景，是由业务部门自己自上而下举办的基金会，但问题是业务部门自己主办基金会就一定能够办好、一定拥有足够的号召力、一定能够找到足够专业的人才吗？答案显然不是。这就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有影响力、有热情、有能力的人没有资格去做，而有资格做的人却缺乏热情、动力和号召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分开。2008年6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部分部门的“三定”规定》，“三定”规定再次强调要求在具体工作中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全面推进职能转变，正确配置各部门职能。也就是说，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国务院都已经明确强调政府应该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我认为慈善就应该是市场中介组织的事情，而不能够由政府主管部门承担。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承担管理职能，主要是制定规则和监督管理，而不能够成为运动员。
那么，为什么要求“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呢？因为只有分开，市场中介组织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而缺乏独立性恐怕是中国NGO为什么不能茁壮成长的根本原因。日前，世界经济论坛首席商务官罗伯特·格林希尔（Robert Greenhill）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WEF的任务是去维护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把重要的人物聚集在一起，论坛必须是相关、及时、唯一、独立的。独立性是说我们不需要推行自己的观点，而是试着提供畅所欲言的平台。在财务上我们也同样如此。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表示，达沃斯论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独立性。然而，独立性对于中国的NGO而言，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及呀。
就像壹基金，虽然它的影响力这么大，能暂时向公众募款，但却很难想象它竟然没有自己独立的帐户和公章，也因此导致壹基金潜力巨大的手机平台捐款计划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因为帐户的不独立而在操作上存在重大不便，无法实现李连杰最初设计的“每人每月最少捐1元，让小善款成为大善款”的理念。李连杰称，在没有完整的法律框架保证下，做壹基金这样的尝试就可能面临中断。不过他也表示，不能一直等着法律的完善而放弃新的尝试，即使壹基金这道坎儿过不去他能承受。如果壹基金成功，他也会卸任，将其交给一个集体管委会来领导。
这又让我想起曾经有巨大号召力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国质量万里行”创始人、首任组委会主任艾丰曾经把该活动做得风生水起，但由于缺乏自主权，活动组委会也并非法人机构，所以碍于体制限制，艾丰最终也失去“中国质量万里行”的主导权，现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已经名存实亡。很多企业家在谈起该活动时都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中国质量万里行”能够持续不断的坚持做下去，恐怕不会出现这么多的产品质量问题。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制度到底是为谁服务的？都说制度决定结果，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同样能让好人变成坏人。当然，还有一些特别拥有远见卓识的人能够在特定的体制下提出超前的建议，最终通过自己的大胆尝试和不懈努力把这种看似不太合理的做法变得让人们更加容易接受，最终让这种尝试成为制度。比如包产到户就是由小岗村的几个“不安分守己”的农民创造出来的。所以，不打擦边球行吗，中国有多少事情不是打擦边球打出来的？再说了，乒乓球赛中打擦边球不正是获取胜利的最佳方式吗？
记得央视一位著名节目制片人曾经说过，“我们做节目就是要做到踩线不越线，不踩线老百姓不爱看，越了线领导又不干”，所以要做到“执两用中”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伽利略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要阻止我，让我去犯错。”美国3M公司也有一句口号，“为了寻找王子，你必须和无数只青蛙接吻。”也正是这种鼓励犯错的氛围，才让3M公司成为全球获取专利最多的公司之一。3M公司历来有鼓励创新，不畏失败的优良传统，对于成功者他们给予英雄般的款待，对于失败者他们照样给予热情的鼓励。一般而言，对于犯错误的恐惧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根深蒂固，所有人都害怕犯错，而正是因为这种害怕扼杀了无数人的创造力。
李书福在申请汽车牌照时几次都拿不到，直到他最后几近崩溃地说，“我知道你担心我失败，那就求求你给个机会让我去失败吧。”我想如果没有如此悲壮的哀求，也就没有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的神话。
“临表涕零，不知所云”，这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的最后一句话，今天同样如此。面对于壹基金可能中断这样一则让人无比郁闷却又万分无奈的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拥有伟大的创造力。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利进而削弱西方国家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她的预言成为现实，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我的思想观念，改变我们的制度。
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解脱我们自己制造的桎梏，不能让我们的思想自由飞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永远只是一句空话。慈善体制改革如此，NGO管理制度的改革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