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引子(来自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
这次温家宝总理在改革开放的试验地深圳，高举邓小平大旗，重呼解放思想，再次呼吁政改，具有特殊历史及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观点的平台，价值中国网上包括您在内的众多专家学者一直在针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发表您的观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大家都希望能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中，做一点“为中国经济思考”的事情。我们也真诚希望能把这些观点的碎片收集起来，并传播出去，一方面作为大家观察、思考的参考和佐证，另一方面，让时间去检验和记录，积极的建设性是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和媒体平台试图努力推动的事情。
现有的“中国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续发展？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与世界对话和沟通？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究竟将给人类带来哪些正面的贡献？这些都是30年前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时所没有遇到，甚至也不可能预见的问题。
借这次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契机，我们推出这个专题，约请了包括您在内的众多专家学者，请大家发表看法。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个很大的命题，作为媒体如果能起到一点点积极地建设性，我们认为也是非常值得的和必须要做的。
价值中国网的问题及我的答复:
以下是我们针对这个主题提的几个问题，算是我们的一点功课，只是中国改革和开放问题的冰山一角，抛砖引玉，请您发表看法：
1、您如何看待深圳在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历程？深圳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怎样引领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深圳从南国边陲的不起眼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实际人口超过千万人的国际化、现代大都市，我的感受正如李嘉诚先生所说，震撼，这种高速发展的成就在国际上也是绝无仅有的。20年前（1990年），还在读大学的我，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时，我是从广州做中巴车来的，当时的北环大道还没有，有的是一条沿着山边的上下颠簸的泥路，而所谓的深圳城区以上海宾馆划线，东边是繁华的都市，西边是尘土飞扬的树林、小路，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似乎是另一个城市的地方，那里叫蛇口工业区，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有了这样的对比，你才会被深圳的快速建设成就而惊讶。
但是，坦率地讲，深圳近5-10年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从前，特区不特，深圳被谁抛弃，这样的问题已不仅仅是部分人的感受。相比部分内地城市，深圳显得自满而迟钝。深圳如何继续保持改革先锋的位置，我曾在3年前呼吁，建议深圳作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试验田。这个提法是有依据的，当经济层面的改革已经渐趋普及的时候，新的探索应该是建立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体制落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只是当时没有提出的这样的观点的“合法性”。
深圳未来会是什么，这建立在深圳是否能够率先大胆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综合的社会体制改革。假设可以这样做，我相信，深圳将会成为中国大陆政治最开明的试点地区，经济发展将更上一层楼。在未来的某个试点，估计10年左右，香港和深圳融为一体，如果那时还没有到全国普及政治改革的时刻，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类似改革开放初期的新特区---“港深特别行政区”。她将成为世界和中国大陆观摩新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的窗口和试验田，将为解决台湾回归提供新的思路，将是内地逐步改善政治民主的榜样。
2、深圳，再次站到改革的新起点上，深圳能否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体现出“特区之特”？GDP主义的思想需要怎样的解放？
我相信，深圳完全可以至少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体现出“特区之特”来。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敏感字眼，还需要全体人民逐渐转变思路，逐步形成共识。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期，可能更多地会体现在着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革新。这方面，深圳过去就提出过一些大胆的设想，今天，拿出来进行试验的可能性更大了。
GDP在深圳早已不是问题了，没有多少人担心深圳的GDP不够大，增长不够快。特别是，深圳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目前是以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未来将强化并将服务业提升到高端领域，如金融、国际物流等方面。这和内地其他城市的情况大不相同。
3、您认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首先应该做哪些努力，怎么样从制度上解决权力的制衡？
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首先应进行的努力，我觉得应该从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下手，为在全国解决这样的问题提供探索和借鉴。
首先是，如何建立独立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社会。非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不公开不透明的司法运作过程，使得司法领域已经成为一块封闭的禁地。司法难以起到促进社会公正、公平的作用以及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如果行政系统腐败，再加上司法系统没有作为，这样的经济环境无法提供高端服务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深圳规划的前海高端金融服务区以及和香港深入融合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和笑谈。因此，至少要在深圳前海地区，尝试司法独立的改革，目前据我所知，已经确定了在商业相关的司法领域进行这样的试验，我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适度的起点。
其二是，如何形成对政府的监督，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毋庸讳言，深圳和全国一样，存在着腐败问题，甚至是相当严重。而腐败最严重的群体，就是党政干部。归根结底是，对于权力的监督还不到位。行政越权，或者根本无法可依，民众的知情权未得到保障，在机制上就很难做到全方位的权力监督。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基本的常识，对于权力行使的群体，最有效的监督必然来自该群体之外，党内的纪检机关，执行的是自我监督的任务，无法代替外部监督。而且，内部监督造成的成本过大，效率过低，效果不彰，无法与外部监督的全面性、广泛性、高效率、低成本相比。深圳首先应该越过一个误区，就是害怕将知情权、监督权交给群众，家丑不外扬，但是，实际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阳光之下，什么也掩藏不住，抵触透明运作和监督，只能增加社会成本，阻碍改革发展的道路。
其三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地位是我国宪法赋予的，但是，即便宪法本身亦没有解决一个矛盾问题：党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恐怕短期内仍是禁区。深圳可以去做的是，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恢复起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成为民主议政和立法的重要和支柱作用。全面实行人大代表普选，让各个利益的阶层的代表能够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到代言人的作用，形成各阶层对重大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民主辩论和良性博弈的过程，这对于社会平衡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国无需更多的党派，只要让各阶层有表达的机会，有体现自身主张和价值的机制，中国社会就会更和谐。
深圳在从事这些实验的时候，有个最近的最好的榜样可以借鉴和学习，那就是香港。我不是说要学习其多党制，我指的是其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方面的制衡机制，以及廉政公署的做法。
4、深圳的常住人口最新的统计数据是886万人，但户籍人口只有240万左右，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深圳应该怎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分配改革的有着什么样的示范意义？
我认为深圳的常住人口早已超过一千万了。我认为，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解决的关键是户籍制度改革。深圳早已没有农村，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户籍是个历史现象，建国后，户籍对应的是社会福利。深圳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为所有的常住人口提供一样的社会福利。如果这点可以做到，不必谈什么户籍问题，那个问题自然消除了。但是，深圳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呢？我很怀疑，这个问题不能光靠喊口号，说空话来解决。普及福利，必须要有这个能力才行。在中国这个流动性越来越大，地区发展差距极大的国家，任何单一的地区都无法彻底做到为常住人口提供同样的福利。道理很简单，一个城市解决了这个问题，除非把城市封闭起来，否则就得接受更多的人进来，而任何城市在这个能力上也不是无限的。这是个现实的悖论。
5、深圳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将成为深圳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推手，深圳有望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和国内企业走向世界的跳板。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深港合作与上海是否存在竞争，深港合作的主要优势是什么？深港合作对深圳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深港合作在金融运作的微观上看，难免会有竞争，但是，从宏观上看，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不要说是两个金融中心城市，就是4个，5个，也未尝不可。我认为中国的中部、西北部、西南部都需要建立区域金融中心城市。深港合作的优势是，深圳地处珠三角，广东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一个主要的经济增长极、辐射中心，具有发展金融中心的客观需要和条件。另外，香港已经是国际区域金融中心，但发展腹地太小，需要扩展的深圳，以延长和扩大香港的竞争力。再者，深港两地文化相近，地域相连，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已经非常接近，融合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克服制度方面的一些差异，深港可以说，融合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两个富裕的地区融合必然产生1+1大于2的结果，这就是明显的优势。
深港合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我认为不仅仅是看对深圳的影响，其实，对香港的影响可能同样甚至更大一些。首先看对深圳的影响，深圳的高端服务业无疑会有一个跃进，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在GDP的比例大幅提高，深圳成为以科技创新和高端服务为主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会。而香港，则解决了没有发展空间的问题。香港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业转移，以及中国内地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先后失去了制造业和转口贸易、航运、物流等方面的优势，成了单一依靠金融的微小经济体。除了金融，其他产业，比如旅游、商业、低端服务业，这些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上，都很难做得更大。而商业文化上形成的过于看重眼前利益的缺陷，又限制了创造性产业的发展。这样下去，香港只能日渐走向没落。深圳是珠三角的前沿，背靠广东和中国，广阔的腹地和在创意产业方面的基础，正好补上香港的短板。
香港和深圳，其实两个城市早就互有好感，只是之前一直纠结于谁主谁辅的问题上，相亲近而不能。现在这个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能够在软件上，比如政府运作、法律体系等方面加强对接，两地的合作空间是巨大的。
6、怎么看待‘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交锋？
我们应该承认存在“普世价值”，否则就是自外于人类文明。党和中央政府领导也明确提出，中国应该吸收世界上、人类一切优秀的东西，这就包括西方提出的一些正确的价值观，这就构成了普世价值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这是一个不断形成中的东西。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和发展历程，原则上讲，都可以被视为独特的“模式”。但是，我相信，没有什么模式是和人类共同的东西，比如普世价值是抵触的、对抗的、矛盾的。如果有，那么要改的必然是“模式”这一方。所以，这就产生了交锋的问题，很正常，不用大惊小怪。我相信，正确的东西必然能够证明其生命力，我们以平常心对待这个问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