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理想国”译成英文，最恰当的选择当是柏拉图所说的“ideal republic”。可是不知何故，我却联想起另一个勉强可以译作“文人共和国”的概念：“republic of letters”。

“文人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跨越地理界线的社群。启蒙时代，整个欧洲和北美的学者文人透过书信和印刷品联结成一个庞大而松散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会为了彼此的歧异而争辩，却又分享某些模糊的理念与价值；他们知道大家在哲学原则和政治立场上相去甚远，通事又在一些共同的基础上把对手视为自己人。换句话说，他们开始自觉到“我们”的存在。这个“我们”不是政治的附属，也不再是宗教的侍从。“我们”乃是一群属于理性、理念及理想的共同体。

今日的华文世界深为种种界限所苦，知识群体更是被一道道意识形态轴线割裂得七零八落，任何一场简单的讨论都有可能白热化成充满派系偏见的意气之争。在这个时候，我企盼一个“文人共和国”的来临，会不会太过不切实际？又会不会太过“乌托邦”呢？

我却以为，想象力才是逃脱潘多拉匣子的最后馈赠。曾几何时，有人说历史已然中介，人类不会再找到比资本主义加代议民主政制更好的选择了。现在，又有人说我们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你不应该越出现实的条件，空想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我了解这些说法的魅力，可是我仍然顽固地相信，另一种可能的存在。就像当年那个传说中的“文人共和国”，他们虽然不确切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模样，但是至少，他们没有放弃过为对未来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