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对旧社会文化界乱象的批判
　　09/19/2010

　　林语堂先生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旧中国著名思想家和知识人，他主编有《人世间》、《论语》、《宇宙风》等杂志，在文化知识界很有影响。可以说，林语堂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与胡适、鲁迅等大师等量齐观的文化人。本文将林语堂先生对上世纪30年代旧社会中国知识界文风和文化审查制度乱象的论断摘录一二，与读者共享。不过，这里笔者不准备对他的见解作过多的价值评判，不去讨论林语堂先生论断的正确与否，这不是本文的目的，且我相信学术界自有公论，转载只是把林语堂先生的论述片段展示出来，并不代表本人认同其观点，也不意味着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希望读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其审慎辨明。

　　1936年3月，林语堂先生在《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期刊文学”（Contemporary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一文，深刻剖析了当时的文化知识界和新闻界的现象，并对当时中国一些知识人以及杂志出版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

　　林语堂先生认为当时中国的杂志水平不如西方。之所以如此，他总结的原因包括：（1）稿酬过低，那些写作为生的人难以生存，因此有些文人为了挣取生活费，不得不迎合、讨好当下的时局和流行社会，无聊的和毫无思想洞见的文字自然也就充斥报端杂志；（2）不少记者缺乏职业道德，往往闭门造车而不做实地考察；（3）中国人“文人相轻”的民族劣根性，文化人之间互相倾轧；（4）拙劣的文化审查制度。林语堂先生还批评当时中国人的文风不正，且对白话文多加抵触。譬如，他认为旧时中国的很多作家喜欢卖弄学问，全篇征引却缺乏主见；同时，他又对当时当下流行的白话文多有不满，斥责白话文华丽、虚浮，难于了解。

　　林语堂先生对当时国民党蒋氏当局无明确标准之文化审查制度的批评是严肃的，并以检察员用油漆刷子为展览馆的裸女画像任意添加无花果树叶的例子，来讽喻当局检查出版品是否合乎言论尺度的荒谬性。他还认为，如果文化（如新闻）依附于某种势力，成为某些声音的传声筒，那么“公开健康的批评转入地下，成为茶楼酒肆的闲话。结果，谣言的传播反而成了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我想，如果一个社会堕落褪变如此，是可悲的。他还列举的一个搞笑例子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是被禁止的，而四川某地禁售《马氏文通》，但禁售的原因是误把冯京当马凉，把“马氏”当作是“马克思”了。可想而知，拿个鸡毛当令箭，旧社会政府文化检查官员之无知也就罢了，可是连个起码的查证程序也不做，你说这是不是太不把知识分子当回事了？！不知是哪个哲学家说过，历史就是不断地重复着过去。颇有些道理。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林语堂先生是个有责任心的特立独行的人，我们大致可将其归类于“愤青”行列。从林语堂先生上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中看，他的口吻虽然严肃但略带自嘲和悲观：他自我定位为是个“提倡幽默的人”，但有些著作中的观点也未免有所偏激；林语堂的思想中始终充斥着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寄望，但他也自辩不属于任何党派，自娱“自己只是在黑暗中吹哨而已。”如果真是这样，林语堂先生自然缺乏鲁迅“呐喊”、胡适“努力”般的勇迈。不过这也难能可贵，因为他并不沉默，也不明哲保身。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也不谈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但至少他是个有社会责任的人。就冲这一点，有人说林语堂是中国现代史上与胡适并列的最有光焰的知识人之一，虽嫌夸张，却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