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争取打开每一只抽屉

文/李丹婷

龙应台造访广州，那天下着大雨。

傍晚时分雨势依然不减，中山大学梁锯礼堂前的人群却越来越多。学生模样和非学生模样的人在礼堂门口处都问着同样一句话，几时能进去啊？没有座位站着也行。旁边经过的人看见人群，上前打听，“龙应台讲座呢”，这个名字仿佛有天然的号召力，路过人群也开始在门口排队等待起来。

可惜，场内早已座无虚席。再一打听，得知此处是《南方周末》和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合办的“南瓜院线”活动第一站，当场有些人开始掏出电话希望找到熟人带入场。
再次可惜，所有的人入场必须凭票，而入场门票一早就在活动网站上一抢而空，不少内部工作人员也是一票难求。龙应台受欢迎的程度不言而喻。在豆瓣的读书频道，龙氏作品几乎都是8.0以上的高评分。

龙应台在内地举办大型讲座的次数本来就寥寥，此次是近几年来的首次造访，自然倍受欢迎。随同她一起出现在中大的还有一部《目送一九四九，龙应台的探索》的纪录片。

上台致辞的环节中，龙应台一身轻便的运动装，手插裤兜随意地往台上一站。背景灯都已调暗，一束聚光灯打在她身上，全场安静开始期待。龙应台就那样笑了，  她说：“灯光师，能不能麻烦你把观众席的灯光也打开，我不习惯这样，弄得敌暗我明似的。”礼堂里爆发出一阵笑声，随后灯光一点一点渐亮。龙应台这才开始讲话。

于是，大雨滂沱的夜晚，我们听着龙应台讲述一个有关目送的故事。

“这是一个残忍的故事”

纪录片开始和结束时，都出现龙应台陪着她的母亲应美君的画面。屏幕上的龙应台是乖巧的女儿，  陪着年迈的母亲。“你是谁啊？”“我是你的女儿小晶。”如此简单的对白反复出现，是因为失忆的老人怎么也记不起来面前这个女子是自己的女儿。龙应台好脾气地一遍遍柔声重复道，我是小晶。画外音是龙应台轻缓的声音：“父亲去世了，母亲失忆了。如果有灵魂的话，那么一个失忆的人，她的灵魂去了哪里呢？”

龙应台回忆起离世前的父亲，手脚已经很不灵活了，却还是喜欢像过往那样开着车载着母亲四处游玩。一次差点出事故后，龙应台同她的兄弟姐妹们召开了家庭会议，商量如何避免险象再次发生。商量的结果是由龙应台来寻找解决方案，而她给出的方案是—没收父亲的车钥匙。“我对他说，爸爸你把钥匙交给我。我跟他说，如果你想和妈妈出去玩，打个车就是，我们付钱。”龙应台的父亲，在她的描述里，就如同一只小绵羊一样，也没有说什么就把钥匙交给了龙应台。而龙应台把钥匙放在一个信封里， 拿着就走了。后来，龙应台发现父亲再也没有了外出游玩的兴致。

再后来，龙应台慢慢回想，“我才知道，我们去没收他钥匙这个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也很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他这一代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对于金钱的使用、他们人生价值的轻重缓急，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目送》这本书，从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苍老、儿子的离开、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出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出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龙应台在现场与读者交流时自我评价，说这本书是一本“极其残酷”的书，“因为它的残酷，也是我惟一拒绝谈论的书”，同时，这本书还是“我这一代人对自己的父母所做的一种探索、怀念，以及道别”。

有一学生模样的听众站起来发言，他表示这本书，是惟一一本他能够同父母一起读的书。龙应台点头，是的。在台湾也是这样。不少读者跟我说这本书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看。这本残酷的书，其实温柔地拉近了两代人的距离。

笔下的缘分
广州于龙应台，有种特别的缘分。

五年前龙应台因在广州遭窃，写下一篇《我就这样认识广州》的短文。五年后龙应台再度来访，却意外得知“其实广州黄埔码头，就是父亲母亲1949年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瞥”。这个意外，是龙应台前来中大的路上，在倾盆大雨中过珠江的时候想到的。

“我的感觉就好像画了一个圆，最后回到了原点。”原来龙应台来内地的前一站，是在台湾高雄和读者开见面会。出版社在安排场地的时候问龙应台说，龙老师，我们在高雄找到了一个码头，以前是一个大仓库，现在已经改成餐厅了。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大餐厅里开这本书的读者会？龙应台问，这个码头叫什么？他们说，叫湘江码头。“我说，可不可以去问一下，这里以前是不是三号码头？结果他们一问，正是三号码头，也就是（应）美君上岸的那个码头。所以在广州之前的巡回最后一站，竟然到了（应）美君上岸的码头。”而此次的广州之行，完全是不在计划之中的。“因为不知道可以来，所以来了之后特别高兴。”

龙应台现在对“冥冥”二字特别有感觉。因为在她写的另一本书中，书中所有需要找到的采访对象，都很意外却又很顺利地被龙应台找到。“与其说是我在寻找他们，倒不如说是他们一直在寻找我，因为一旦见面后，他们就会对我说，  我等这天（讲述经历）的机会，等了一辈子了。”

历史， 在龙应台看来， 就是一只只巨大的抽屉。“因为有太多记忆的抽屉是被关起来的，等着更多的人去把那个时代写出来，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能力仅止于此：写这一本书，让最大多数的人知道过往的历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龙应台都忙着在开启抽屉。她回忆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住处内，她一个人静静地整理那些抽屉里的故事，会有一种感觉，抽屉里的人和事仿佛真实地和她一起存在过。

接下来龙应台又想打开另外一只抽屉了。“明年是香港大学一百周年，它跟辛亥革命同年，跟清华大学同年。我现在正在做一本书，跟这个有关，我想要透过香港大学来看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这一百年的状态。”

龙应台又再次启航。正如同她告别记者时用的告别语—不是再见、再会—而是“那你们要加油咯。”

龙应台说

谈学者为官

作为知识分子，跟决心进入政府体制做一个执行者，这两个身份之间，是不是有矛盾？我的看法是：没有。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有一点像一场球赛，你是裁判。而你进入政府体制里头，作为一个公权力的掌权者去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变成球员。

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是潇洒的、快意恩仇的，是用一个批判者的角度去看事情的，你的职责在于用文字去影响，思想，指出方向。但当你成为体制里那个掌有权力的执行者时，你必须默默去工作，而不是指点江山。

这两种不同的工作，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特性。所以，一个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一旦决定要进入机器，去做那个齿轮，去做执行者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你势必要放下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及姿态。如果你不放下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姿态及自我感觉，进去又取得那种执行的权力，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也就是说，你一旦要去做那个权力的拥有者，靠实践来达成你的理想，就必须变成一个忍辱负重的人，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耐心去协调的人，你就必须是一个不能随便对外讲话的人，你就必须是一个不能够随便写评论、靠文章去宣扬自己的人，你只能靠自己工作出来的成果任人批判。所以这是一种角色的转换。

因此，我觉得这两种角色要认清，它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往往有矛盾时反而是因为两种角色的混乱。如果一个官员有了权力的享受，有了权力这个位子，同时又想要拿到知识分子的这种权力，或者作为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做了官员之后，又不放弃知识分子的权力，就是混乱。球员不能兼裁判，裁判也不能兼球员。其实在一个清晰的民主社会结构里头，两者各有各的职责、功能，但是两者相混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谈抱头痛哭相

（台湾媒体曾经发过一张照片：龙应台在台北市议会接受质询时，俯案痛哭）

我不知道内地的读者是否知道，在议会里头，议员是非常凶悍的，官员是非常怕他们的。（那时）我刚去不久，有反对党议员质询说，你不是台湾人，怎么能够做我们的文化局长？这个官员当场抗议，他们在连番炮轰之后整体退席。所以就有一张照片出来，是我回到我的位子之后，好像在抱头痛哭。

事过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出真相了（笑）。那天的事件闹得很大，我回到我的座位上之后，我是在忍不住地笑了。我笑的意思是说，啊，怎么这个民主政治是这样的？外面闹翻天了，我趴着头，心里想，我的天呐，这实在太好笑了。可是这张照片被登出去之后，看起来像是抱头痛哭。

结果市民觉得太荒腔走板了——官员怎么可以被作贱到这个程度。第二天，我的办公室里充满了市民送来的鲜花。所以那完全是我亲身跳下去，上台湾民主实践课的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没哭过。

谈少年迷茫

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确定我的未来。你现在所有的迷茫，所有的怀疑跟不确定，所有的对于自己的不自信，我年轻时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自己要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基本上，如果我要去跟我二十几岁的安德烈说，你要如何去面对你的迷茫，你要如何去处理你的未来，你知道他会对我怎么样吗？他会对我嫌以白眼，然后就说：“你去吃饭吧。”他就走了。
有些事情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别人说是没有用的，更何况当时的我跟你们一样的迷茫。

（转载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