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
二十多年前，她三十多岁，我十多岁，大人都喊她“小刘”，我也喊她“小刘”——当然是在背地里；二十多年后，她有六十了吗？大家还是喊她“小刘”，我也还是喊她小刘——仍然是在背地里，我不记得我当面怎么称呼她的。于是，“小刘”，这个看似没有什么气味和色彩的称呼，在我心中，有了一种清洁的邪劲，一种妖娆的坚硬，一个女人以她的一生所赋予的特别意味，这个“小刘”，与我们在别处见到的“小刘”是不同的。
二十多年后，我回到马圩子，我姥姥的侄女出嫁，勒令她号令得动的所有“体面人”来参加婚礼，为她最疼爱的侄女送行。无疑，身在省城的我，在我姥姥眼中是特别体面的一位，当我和我妈坐在舅老爷娘家的堂屋里时，我姥姥摆着手跟人说：“看看，这省里的市里的都来了……”
小刘也来随礼，按照我们这里的说法，叫做“添箱”，大约过去的女孩子，嫁妆主要是些箱笼碗碟之类，亲戚朋友在出嫁前夕送来礼钱，相当于又添了只箱子吧。
那天添箱的人很多，亲戚，邻居，同村的，外乡的，男的，女的。外乡的且不说，只说同村的，男的通常会慢慢地坐下来，抽上一根舅老爷递过来的烟，说些闲话，因我在场，少不得问我些诸如“在哪里工作，月收入多少”之类的话题，女人则多是急匆匆的，身上还系着围裙，手洗得通红，关节粗大，刚从劳作中拔出来，还没有擦干净的样子。她们常常只站一会儿，口气急急地说些喜庆的话，便念叨着“猪还没喂”“碗还没洗”之类，一只脚已迈过了门槛。
只有小刘是不同的，首先她到来的脚步，像个男人那么从容，是有一步没一步地矜持地踱进来的，其次，她像个男人那样坐下了，第三，她不但坐下，还抽起了烟，最后，她问我的那些话，也跟那些乡下男人如出一辙。
她真的很像个男人，甚至于比一般的男人还要骄傲，说话时，脸上有一种夷然的神情，似乎世上的一切事物，皆不在她眼中。但与这夷然相辅相成的，又有一种失落，该怎么形容呢？用我们很文学化的语言，姑且叫做“怀才不遇”吧，是的，“怀才不遇”，这四个字幻成深深浅浅的纹路，印在她的脸上，是那么的深刻。
这是寻常乡下女人脸上没有的内容，我所知道的她们，总是谦卑的、羞缩的，就算有些人伶牙俐齿，八面玲珑，但末了总要笑一笑，往回收一下的表情，说到底，还是柔性的。只有小刘，她脸上有股男人似的硬劲儿，不示弱，不怕冒犯，不在乎人家是不是搭理她，她就那么傲慢地把自我摆在脸上，反正，她也这么过了一辈子了，也这么过过来了。
她原本就是跟一般乡下女人不一样的，她们是农妇，她是一个戏子。自我这东西，对一个农妇本属多余，对于一个戏子则是必须的，像她们脸上搽的胭脂，额上亮闪闪的贴片。但问题是，小刘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戏子，任她再不甘，她还有一半的身份是农妇。她不是职业艺人，只是年节下才跟人搭一个草台班子，挣上仨瓜俩枣，聊补生计。
1987年的春天，我来到马圩子，先坐汽车到县城，再坐一种俗称为“小蹦蹦”的机动三轮到镇上，然后，就只能步行了。我和大舅姥爷家的小姨，走在印着深深车辙的土路上，左边是庄稼，右边还是庄稼，偶尔有人在庄稼地里直了直腰，也像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样，是一种比较特别点的庄稼。
我来到马圩子的第一天，认识了村里的女孩子们，白天她们带我去割草，黄昏时各自回家，把各自的杂事忙完再出来，聚在一起，在月光下唱歌与游戏。我们通常会约在小兰子家见面，原因有几方面，第一，小兰子比我们都略大些，身材高大，性格泼辣，长得也不错，眼睛圆溜溜的，黑里俏的那种，是村子里的孩子头；第二，小兰子家对门，就是我们活动的地点，村里的“饭场”；第三，小兰子家里常有些特别的，对女孩子有吸引力的东西，全村的女孩子都心照不宣地，对她家充满好奇与向往。
那些东西是什么呢？让我先说说那些事吧。有一晚，我们去她家，原是陪着她烧锅的，趴在她家锅台上，看着她一束一束地朝锅洞里续柴火。黑暗的灶间，一盏煤油灯摇着颤巍巍的火焰，锅洞里的火光映出来，将所有女孩子的脸都烤得红艳艳的，眼睛明亮，嘴唇鲜明，莫名的，大家都有点兴奋，说笑的声音也提高了。
当一锅稀饭咕嘟咕嘟地掀动锅盖的时候，小兰子丢下烧火棍，说，走，我带你们看个东西去。
大家都跟在她后面，刻意地压低了声音，越发要使这件事变得神秘，小兰子也像电影里的人那样，蹑手蹑脚地从一个箱子里抱出一个包裹，打开来，娇红艳绿烂金散了一床，居然，是一堆戏服。
我们嬉笑地望着，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小兰子满不在乎地扯上一件，披在身上。她那张黑里俏的脸，马上变得诡异了起来，仿佛，是谁一推，把她推远了，推到我们看得见摸不着的地方，至少我的心里，暗暗地害怕起来。而其他的女孩子也只是笑，在我听来，那声音也是不自然的，有点抓不住的意思。好在这时，院子里传来小兰子她爸放铁锹铲子的声音。小兰子慌着将那衣服扯下来，照旧包在包裹里，胡乱放入箱子。
又有一次，仍是在傍晚，小兰子告诉我们，她妈刚刚买了一袋雪花膏，她抹了一点，好白呢。我们又都跟在她后面，来到她家厢房，她摸出一袋雪花膏，给我们每个人的手心挤了一点，我们揉开，涂在脸上，借了煤油灯的光，在镜子里一照，里面浮出的面孔，果然比平日里精致齐整了许多。我们就顶着那张脸鱼贯而出，照旧在饭场上唱歌、游戏，心中有很魔幻的喜悦，觉得自己与寻常不同了，这时光也与寻常不同了。
因了这种种，小兰子成了一个特别的女孩，她是有色彩的，有气味的，有魔力的，她那貌似和村里人一样、甚至更为寒酸的家，因了那些含而不露的物事，变成了我们心中的神奇之地。
而这一切，都拜她妈所赐，先得有她妈，才有小兰子的魔法世界。
前面忘了说，小兰子还有个妹妹叫小玲子，也是个人精儿，个子没有她姐姐高，但苗条灵巧，细眉细眼的，小小年纪，就有了如今被称作“女人味儿”的那股劲儿。她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主，对她姐姐都不太买账，时不时的，显示出想要“篡权”的意图来。有次，她悄悄地跟我说，小兰子不是她妈生的，她跟小燕一个娘。
小燕也是这村里的，也跟我们一道玩，比我们小点，性格偏弱，平常只是笑笑，我看不出她跟小兰子还能有血缘关系。回家我跟我姥姥讲述我的疑惑，我姥姥笑了，说：“小玲子这是瞎说了。谁不知道，小刘怀上了小兰子，挺着大肚子跟白友安到处跑，听讲都跑到新疆了。也是作孽啊，把人家坑成那样，自己也遭天大的罪。”
我听我姥姥这一篇账，又是“新疆”，又是“到处跑”，很有戏的样子，就追问下去。当时我虽是十二岁弱龄，但自小常说大人话，我姥姥对我的八卦精神，倒也不觉得奇怪，就告诉我，小兰子她爹白友安原是有老婆的，就是小燕她妈。那年年下，村里照例请戏，从北乡里请来的戏班子，都说有个旦角嗓子好，功夫好。那时兰友安也才三十来岁，是大队的民兵营长，跟戏班子打交道原多些，看他白天黑夜台上台下跑，都没太注意。
年初七，戏散了，戏台子拆了，戏班子撤了，大晌午的，忽见白友安她妈慌慌地，满世界找儿子。说白友安就不见了，以为在大队，到队部看，没人，以为在地里，跑地里寻，也没找见，这一家一家的找过来了，都没看到。
大家就都有些疑心，却也不敢说，问白友安他妈估计他还可能朝哪里，白友安她妈一撇嘴，坐地上哭起来了，说：“还能去哪儿呀？八成跟那个唱戏的狐狸精跑了吧。”
这个消息成了年戏之后，村里人最大的消遣，女人们走家串户，争相传递，说一回，笑一回，叹一回，骂一回。在追忆中将那个戏子的举手投足细细品味，恶毒的批判中，未尝没有些许艳羡。连白友安他妈，哭了两天之后，渐渐也说“想开了”，说这是她儿子命里该的，言下倒像有些骄傲，骄傲她的儿子，能成为一桩乡村情事的主角。
是的，生活太艰辛，生命太贫乏，在极度匮乏的所在，爱情，就像冰天雪地的一束火焰，照亮并温暖生命的唯一可能。而它又是那么稀缺，在 马圩子这样一个紧靠淮河的、中原地带的穷乡僻壤，更是不作兴说爱情这件事的，这里通行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家、下定、迎娶，都是家境与相貌的对比与掂量，在这种情况下，爱情只在非常态中呈现，马圩子人则通过对白友安事件的谈论，获得一次接近爱情的机会。
铺天盖地的声响中，白友安的老婆是安静的，从头到尾她她闭门不出，其实她一开始就有数的，男人魂不在自己身上了，女人哪能不知道呢？换成糙点的老娘们，可能早就叫嚷起来了，跑到戏台上把那小妖精的头发扯上几缕都有可能，但白友安的老婆，是个有成色的人，惟其太有成色，太自尊，才不知道如何是好。
很多年后，她跟村里相好的女人说，年下几天，白友安都是天快亮了才回来，也没什么话，睡觉，抽烟，快晌午了起来喝碗稀饭，头一低，又出去了。她一声不响地给小孩喂饭，上吊的心都有。又舍不下两个小孩。只指望戏班子走了就好了，却也隐隐感到，戏班子走了也不算完，也许，到那时，她这辈子就算完了。她硬着头皮捱时辰，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捱过来，初六夜里，白友安没回来，初七早晨，也没见人影，她心里先是咣当一声，像是被石磙砸了个洞，接着，心里倒安生下来，知道这人，是再也回不来了。
白友安老婆是个省事的，那个戏子，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小刘，她老公可没那么好说话，先是带着家门里的兄弟，跑到白友安家抄了一回家，声称一旦抓到他，就砸断他的狗腿。他信心十足地声称，那对狗男女很快就会回来了，因为，这不是小刘第一次跟人“跑”了。
这倒也在大家意料之内，大家都跟白友安家里人一起，等待这个故事的结尾。自然，这结尾没意思了点，小刘到时肯定看不到了，白友安是男人，回来了也就回来了，翻腾不出什么花来，我姥姥说了，女人丢了丑，……（大概是应碎尸万段之类，具体我忘了），男人丢了丑，抹掉帽子照管走。男人没有坠落感，无需救赎的过程，就算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小动作间也就拂掉了。
这还是从堂皇的乡间伦理来论，就马圩子男人的内心，也许还都希望出一次这样的丑，拐一个女人随他们远走高飞，这是占便宜，说明他们有魅力，另外，他们也太寂寞了，日复一日地看鸡栖于埘，羊牛下来，时光一天天淡去，若是能有个女人背影像暗纹似的压在上面，是否，这样的一生，也就不会漫长得那么枯燥？而且，从根本上说，他们自己，须发无伤。
因此，乡间的私奔故事，大多都是始于激情燃烧，终于见好就收，无趣得紧，但就是这无趣，也突兀于波澜不惊的日常之上，所以，大家有隐隐的期待，也就可以理解。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白友安家里始终没有传出消息。白友安他妈抱怨了几回，就懒得说了，白友安的老婆，更是平静得吓人，有心思各异的人靠近她，做关心状，她扬起一双眍进去的眼睛看看人家，微微地一笑，吓得人家把准备好了的一堆话，和着吐沫全咽下去了。久而久之，村里人也就失去了兴趣，彼此遇见了，都疑疑惑惑的，怀疑白友安和小刘别是走路上被人害了，不然咋啥声都没有了呢。
连这议论也显得乏味的时候，白友安带着小刘回来了，平地一声雷似的，大人还没怎么样，小孩子全哄到他们家院子里去了——每个无知的小孩子背后，都藏着一个大人的好奇。消息依次传出来，先是小刘的肚子很大了，这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其次小刘住进了白家的厢房，这倒也罢了，她也只能住在这里，婆家不用说，娘家可能也回不去了，她大着个肚子，白友安他妈也不敢履行从前的誓言，把这个“野女人”用铁锨铲出去；这些消息都是铺垫，是暴雨骤雨来临之前的必要条件，大家调集了全部的兴致，且看白友安的两个女人，接下来怎么对决。
结果很震撼，一种很安静的震撼，白友安的老婆没吵也没闹，收拾了一个不大的包裹，带着两个孩子，住到孩子她大姑家去了，按照马圩子人的说法，主动给那“野女人”腾了地方。
马圩子的女人，都有一心的话要对白友安的老婆说，可是白友安老婆就是有那么一种本事，只是看看你，就能让你所有的话，从哪儿出来的，还咽回到哪里去。马圩子的女人只好不甘心的，意犹未尽地保持着一个观望者的姿态，好在，这事儿并不像完了的样子。
果然，白友安跟小刘怎么过起日子的按下不表，小刘的丈夫怎么来闹的也按下不表，他们那些人，就像现如今的明星似的，活该出新闻的，出什么样的新闻都不让人觉得奇怪。让人大跌眼镜的，永远是白友安老婆——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称她为白友安的前妻了？乡下人没有离婚领证这些事儿，但小刘都已经在白家安家立户了，她也算前妻了吧。这个从来都细声慢语的女人，不声不响地干了一件事，全像扔个响炮似的，把全村都镇住了。
一个月后，白友安的前妻搬进了光棍赵振轩家里，跟他过起了日子。
受某些文学作品误导，一说起光棍这个词，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些下三烂的人物，黑更半夜地敲敲寡妇的门，或是偷看一下小丫头上茅厕，属于偷鸡摸狗之辈。事实上，以我有限的乡村生活经验，知道事实绝非如此，至少在那个时代里，高龄剩男里常有精英。
比如我小舅姥爷吧，人生得高大体面，庄稼活样样来得，脑子也算灵光的，八十年代初就骑着个破自行车，走街串户地贩卖布匹针线之类，在村里也是有面子的人。他所以沦为一个老光棍，盖因出身不好，尽管他打小也是三天两头地打饥荒过来的，却因“祖上曾阔过”，背上一个“破落地主”的黑锅。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破落地主”出身的，都找不到老婆，有的人眼皮子活络，又懂得殷勤，闻听有逃荒要饭的女人，或者新死了丈夫的寡妇，又或者哪里有哑巴斜眼的姑娘，便忙不迭地闻风而去，好赖混到个女人，生下个一男半女再说。我小舅姥爷的问题是太傲，他年轻时在人家家里扛活，那对老夫妻跟他商议，想要他做上门女婿，那家就一个独生女儿，据说长得还不错，他居然视为奇耻大辱，拂袖而去，从那之后，再不曾听说他有任何娶妻的机会。
这个赵振轩，比我舅姥爷更傲，整天黑着个脸，沉默寡言，不过他一开口，其他人都会停下来听他说，大有言必有中之意。他有骄傲的资本，我小舅姥爷不过出身个土地主，他爹是国民党军官，至于其职务，村里人说法不一，比较夸张的说法，是个司令，这话荒谬得不值一驳，但就算拣最小的说，也是个团长。
1949年赵团长随大潮流去了台湾，丢下赵振轩他们孤儿寡母，没少遭罪，但马圩子毕竟是天高皇帝远的所在，且对于这种“没落贵族”多少有点敬意与惧惮，因此，赵振轩的尊严，没有受到彻底地摧毁。
除了出身“优越”，他的天资也远胜一般的乡人，政策刚刚宽松，他就做起了“倒瓦”的营生，这活具体怎么干我不清楚，反正四里八乡的人盖房子用的都是他生产出来的瓦。而他自己，更是一早就盖起了三间大瓦房，明晃晃的瓦片，像招牌广告似的。
有了梧桐树，自然不怕没有金凤凰，套用《傲慢与偏见》的开头，那就是，赵振轩成了所有家有老姑娘的父母眼中一笔应得的财产，但是，这老光棍却挑剔得紧，一眼看过，一概否定。马圩子的人都有些不忿，心想你个老光棍，这才翻身几天，也开始挑三拣四的了，都等着看他到底寻个怎样的人，不曾想，到了到了，他收了被白友安扔掉的，带了两个孩子的女人，平日里没见他们有任何来往啊。
我总猜想，赵振轩和白友安的前妻之间，一定有一场不同寻常的缘分，精彩程度，不亚于白友安和小刘之间的，甚至于更为深沉隽永。在马圩子破旧苍黄的背景下，在扬眉与低首之间，他们看见了，确定了，他是一个好男人，她是一个好女人，不管他们各自经历了些什么，总归，他们是一样的人。
好男人和好女人在一起是没有故事的，只有好日子，白友安前妻——这话真是绕，但我确实不知道她姓什么，大家都喊她赵振轩家的，那好吧，赵振轩家的跟了赵振轩之后，他们家越发蒸蒸日上，我来到马圩子时，他们俨然已是村里首富。试举一例可以说明，有次我们去上集，其他的女孩子，最多也就两毛钱零花钱，这还是蒙爹娘开恩，像小兰子和小玲子，干脆一分钱没有，全靠别人请客。而小燕呢，她爸居然给了她两块钱，别说我们这些孩子艳羡得紧，就连饭场上那些端着碗闲聊的男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也无不咂舌感叹。
十二岁的我，很世故地跟我姥姥八过，我说，白友安把小燕妈扔了，也许是小燕妈的福气，不然她哪有这样的日子。我姥姥叹道，不是这样说的。那时小燕妈跟白友安都养俩儿子了，都算齐了。末后到赵振轩家又生那一堆，生孩子的罪是好受的？
我这样理解我姥姥的话，对于一个被抛弃的女人来说，再婚，就像下岗工人再就业，从前的业绩全部清零，你得从头再来。重新生儿育女，重新与一个陌生的家庭磨合，把从一个男人那里失去的尊严，在另一个男人那里挣回来，纵然举案齐眉，纵然老来富贵，心中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吧？尤其，对于像赵振轩家的这种争气要强的女人。
不去窥探这个好女人的心思了，还回头说白友安和小刘这对“狗男女”，大了肚子的小刘看上去跟村里女人也没什么区别，也做饭，也喂猪，也跟村里的女人说笑，谈谈家里地里那些事儿，貌似每个风流躁动的女人，都需要一个男人让自己岁月静好尘埃落地，跟白友安的这次私奔，也许真是她的终极之旅？
这样想，就低估了小刘身体里的那股热情，后面的事儿我知道得不太详细，只是听我妈说，有一次，都晚上十来点了，白友安到我家来借钱，说是小刘又跑了，他出来找，钱花完了。
小刘又这样“跑”过几次？什么时候才真正地终止了这种“跑”？我并不觉得她是一个坏女人，她只是一个特别需要爱情的女人，就像刘晓庆的自白：“爱情对于我，就像生活里的阳光。”她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爱情之光照亮自己的生命，假如没有，就会觉得自己活得像个行尸走肉。这种激情，是否是一个戏子的本分，假如她们都像我等这样瞻前顾后随波逐流，像我们这样善于妥协和平衡自己，我们又何必，郑重其事兴致勃勃地跑去看她们？只是，当原该在舞台上浓墨重彩地呈现的精神，放入日常生活中时，我们用肉眼去看，怎么看怎么别扭。
小刘跟刘晓庆更有不同，前面说了，她甚至不是一个职业戏子，所以，当刘晓庆们嚣张地大谈一场又一场阳光恋爱时，她只能拿出一个女人的原始生命力，跟一个男人，“跑”！
我那时情窦初开，对于绯闻很感兴趣，对于私奔更感兴趣，我对小刘的兴趣，也就可以想象了。我暗中观察这个女人，她不漂亮，赶不上赵振轩家的，若说通常意义上的美，她不超过村里女人的平均水准。小兰子长得更像白友安而不像她，她本人脸盘大，肤色暗，单眼皮，眼睛也不是很大——这样形容还是没法得她真髓，让我这么说吧，她最大的特点是五官线条太直，眉梢嘴角都不带弯儿，刀锋似的直插过来的，说个家常话儿，都有悍然之气，全无传说中的，戏子的妩媚。
我也没有看过她唱过戏，她不唱戏已经很多年。乡间还是有戏的，都是文化馆的人在唱。我赶过几次集，看见集市中央，搭一个戏台，上面影影绰绰有些服饰华丽的人在走动。我不曾靠近过，没有看得真切。那声气儿却是一传老远，穿越起伏的市声，凭空长出的一种洪荒苍凉。
吾乡人听不得咿咿呀呀的越剧、黄梅戏，对于京剧的爱好也有限，让他们三月不知肉味的，唯有那河南梆子。
我百度了一下，这河南梆子，就是豫剧的前身，但我在乡间听到的河南梆子，跟我在电视上听到的豫剧，似乎是不同的，乡间的梆子戏，明显比电视上豫剧要高个几度，男声高亢到嘶哑，女声高亢到尖细。我想这差别，就像高档茶与低档茶，好茶往往是淡的，要慢下性子品那个真味儿，普罗大众往往欣赏不来，倒是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茶，色浓、味苦、有劲而能提神，就像生活本身，才能成为老百姓的至爱。
尽管如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南梆子也已经式微了，在集市上唱戏的，都是文化馆的职业演员。小刘们，这种非脱产的戏子，重新隐匿到农家的日常生活中，在庄稼地里，在锅台边，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面目寻常的农村妇女。
不过，我还是发现，她不同于他人的蛛丝马迹，有次，我在村里女孩子面前显摆，我看过很多书，包括一些世界名著，她笑了起来，说，“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吧？就是《简·爱》吧，这都是我们看过来的。”我简直惊呆了，从她嘴里吐出的这些词，跟身边的背景是多么的不相称，我那么想显摆，都没有说出书名来，我想他们只会觉得古怪与滑稽，说了也白说，哪想到，还有一个人，能如数家珍。
很多年后，我看到王安忆说，安娜·卡列尼娜死于热情，她身体里有着燃烧不尽的热情，非得把自己给“作”死不可。我想，小刘，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莫非，在号称安徽的西伯利亚的乡间，还有一个农村妇女，和安娜·卡列尼娜同质？
但她让我刮目相看也就那一次，我好像在其他文章里写到过，有次，我在她家闲聊，说起某个女的，我说这人挺好的。她嘴一撇，说：“好，几十块钱一晚上。”我听出她话里的意思，又觉得这话儿童不宜，有些小尴尬，便装傻道：“她干活一晚上能挣几十块？”她便像个鸭子似的，嘎嘎地笑了起来。小兰子扯过我，想跟我耳语，我悄悄地说：“我知道啥意思，我故意这么说的。”小兰子大声地说：“她说她知道，她故意这么说的。”小刘笑得更厉害了，前仰后合的，我大尴尬，同时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那段日子，便去得少了。
再后来，我离开了马圩子，回到了城市。重新做一个城里的初中生、高中生……踩在生活的轨道上，一程又一程。间或，隔上一两年，我也回去过上一两天，不得不承认，我越来越娇气了，或者，越来越矫情了。我越来越觉得马圩子脏，事实上，每次我回去，若是住上一两晚上，身上真的会被叮无数的包，且奇痒。久之，我连一晚上都没法在那儿住，再后来，我连一顿饭都没法在那儿吃——我实在见不得大家怡然对苍蝇叮过或是猫舔食过的菜碗下箸。
短暂的时间里，我没有缘分与小刘重逢，连小兰子也不得再见面，这倒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就在我离开马圩子的几个月后，小兰子，跟一个人跑了。先是我小舅姥爷告诉我的，然后小玲子来找我玩，说起她姐姐，她口气很淡，只说小兰子嫁到北边了，生了个闺女。又问我想不想去北边玩，她可以骑车载我去。
许多年后，我回想起小玲子的话，她淡然的神情下，未尝没有颗跃跃欲试的心，她想去哪里呢？若是我当时答应了，会不会跟她一道踏上颠沛流离之旅？不同的只是，她的人生比我更有弹性，因为她一无所有，所以她可进可退，来去自如。
不是我想象过度，我离去不久，我小舅姥爷进城来，说，小玲子也跑了。他没心没肺地笑着，说，他们家，一年跑俩！
“跑”这件事，也可以成为一个传统。小刘与她的女儿们，血液的黏稠度比一般人都要高吧？热量比一般人都要大吧？身体的深处，是否总有一种力量，撺掇着，怂恿着，推动着，命令着，要她们，“跑！”
许多年之后，我成了一个“私奔爱好者”，不，准确地说，是“私奔围观爱好者”。我觉得，没有比私奔这件事，更能体现个人意志、生命的活力，和被无限拓展的可能了。脱离生活的网，人际关系交织成的经纬，长天大地在眼前飞速展开，和喜欢的人，去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一种多么摇滚多么自然的状态啊！
就像我喜欢的那首民歌里唱的：我为你备好钱粮的褡兜，
我为你牵来 灵性的的牲口
我为你打开 吱呀的后门
我为你点亮 漫天的星斗 漫天的星斗
你带我躲过 村口那黄狗
你带我走过 十八年忧愁
你带我去看 长长的夜空
你带我去看 东边的日头 东边的日头
我和你今年咱们两是兄妹
我和你明年是一个坑头
不管丢人不怕羞，叫声哥哥你带我走！
我也想过比较静态的私奔，沉静如百合花般的女子，拎着一只箱子，和温厚修长的男人，出现在清晨岑寂的站台上。他们不牵手，也不对望，只是并排站着，目光共同望向铁轨的尽头，等待喷着白雾的列车终于驶来，一声长鸣后，带他们奔赴异乡。
我还想象过私奔落地的情形，在山西的某个县城——我为什么想象山西呢？因为我觉得山西这地方深藏不露的，像是一个过去的地方。虽然去过几次之后我发现全中国的县城都长得差不多，我还是一厢情愿地想像，山西的某个小县城，是有石板路的，是有那种需要啪啪地装上和撤下门板的铺面的，我让我心中那对私奔的男女，就在此地，租房隐居，与世无争，生死与共。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对于私奔这件事，我真是叶公好龙，我如此抒情地描述它，心底却知道这是我最不可能接受的一种状态。首先，租房子这件事我就受不了，我讨厌住别人的房子，我讨厌跟房东打交道，不喜欢连在墙上钉个钉子也要跟人请示。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人，能让我快快乐乐地和他一辈子住在出租房里、
当然，也可以设想和一个大款私奔，但是，想象私奔，本来就是想象爱情的极限，要是限定为大款，这种梦不做也罢。
所以，这些年来，作为一个“伪感情专家”，一个通货膨胀之后的“美女作家”，我常常被人问：“你会疯狂地爱上一个人，不顾一切地跟他走吗？”
我的回答永远是：“怎么可能呢？”我的血没有小刘她们那么热，我的安全感，没有小刘她们那么足，我蜗居在最为正常的生活之中，保持着观望的热情，就已经很好了，君不见，一场又一场燃烧之后，最后出现在我面前的小刘，也不过是这样一个萧索寡淡的老妇人？
她“添箱”之后，又不咸不淡地闲话了一会儿，就告辞了。是夜，我舅姥爷家里灯火通明，路远点的亲戚为参加明天早晨的送亲宴，或去附近其他的亲戚家，或者干脆在我舅姥爷家打地铺，故而此刻无事，都坐在屋里屋外拉呱。我热爱这种非常态，但作为一个“省城来的人”，也不宜像个激动的老鼠一样在人堆里窜来窜去，就算我自己不讲究，我姥姥是万不肯看我如此“没成色”的，天一黑，她就安排我洗脸洗脚，只待在她屋里闲叙的三姨姥一走，就上床睡觉。
就在这当儿，白友安来了，他来找我姥姥拉呱，他不爱跟“一般人”拉呱。在马圩子，有个“上流社会”，构成人员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像我姥姥这种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要么就是像白友安这种形象出众的。他们自恃优越，不大爱搭理人，且为了突出自己的优越，彼此见了，有的没的都能扯上半晌，以这种亲密性，把自己从灰色人群里区别开来。
白友安问我一个月可能挣两三千，我含混地说，差不多吧。白友安便道，他家小兰子在深圳唱歌，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呢。我说：哦。我姥姥问：“小兰子是不是跟她那个姐搁一块儿？”白友安说：“是啊，她那个姐嗓子也好，都随她妈。”我方知道，小刘和前夫起码还有个女儿。
白友安又说：“小刘没赶上好时候，她年轻时嗓子是真好啊，马金凤都夸过。要搁现在，还不是满到处唱？没赶上好时候啊！”三姨姥在旁边搭话了，说：“那是，她肯定得好，不然你能非跟她过？”
我听这话说得险，心想三姨姥真不会说话，哪壶不开提哪壶，却不想，白友安嘿嘿一笑，说：“那时候倒是没想那么多，就觉着非得在一块儿，那是没商量的。”
我惊奇于他的坦然，更惊奇于他还记着那时的感觉，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什么人，很多年后，我不但连这人的名字都忘了，更要命的是，任我苦思冥想，也想不起来，我当时为什么，又是怎么样地喜欢过这个人的了。
他说，就觉得非得在一块儿，这是没商量的。这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爱与不爱，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都是可以商量的。“我爱你，但是……”可以转折，可以在哭泣过、拥抱过、柔肠百转过、心如刀绞过之后，说一声再见。我想象不出，白友安和小刘那一段电光火石，他们是怎样开始又层层推进，我能够想象的是，白友安一定明白，他的前妻是最好的女人，而小刘不是，小刘是那种会给男人带来很多麻烦的女人，但是，没办法，他跟自己没商量，他一定要跟她在一起，没有其他可能。
第二天上午，一个热闹中不乏感伤的送亲早宴之后，新娘子被迎亲的新郎带走了，人们相继散去，我妈要留下来做些善后的事，我则搭我小姨的车回县城，再从那儿搭大巴回省城。到县城后，我小姨留我住一晚，许诺晚上请我吃最地道的地锅鸡，我回去原也无事，多住一晚无妨。
果然吃到了非常地道的地锅鸡，之后，我和小姨与小姨夫，溜达着消食，不觉来到县城的广场，消闲的人很多，自行车停了一大片，摆地摊的，卖气球的，出租气枪的，各自占据一隅，喇叭里传出各种各样的叫卖声，烧烤的香味烟熏火燎地顺风而来，蓦然回首，若即若离的臭干子的味道，原来就发源在身边。
远远地，看见广场中心搭了个舞台，下面攒动着些人头，离得远，看不真切，也听不到歌吹之声，只觉得那里就像一从巨大的篝火，亮光是一从焰心，下面昂头朝向台上的人，如聚拢的木柴。我们三个人，都笑着，不自觉地朝那舞台走去，却也不想扎进人堆里，只是在一侧瞥着。正瞧着，忽然有人打招呼，喊：“徐书记，你也来看戏啊？”
我们都回过头，眼前的女人，穿着件掐腰的白衬衫，黑色长裤，胸部很丰满，撑得扣子都要立起来了。头上琳琅地插着闪闪发光的行头，脸上也描画好了，两片胭脂，夹着狭长的鼻子，长眉入鬓，眼睛吊得老高，独剩一双黑眼珠，在黑色的油彩里，对着我们笑。
小姨夫先是一愣，随即笑了，说：“孙团长，你们在这儿唱啊。”这位孙团长说：“是啊，柴油机厂请的。你们到后台来看吧。”小姨跟我对视一眼，都有想去的意思，便跟在孙团长和小姨夫后面，从人堆里挤出一条缝来，来到一个台阶前，踏上去，几步就到了后台。
我这才发现，所谓的“后台”，就是一辆大篷车，车上点着几盏灯，站着几个同样描画好的人，还有两个人坐在那里，正在对镜梳妆，乱七八糟地挂着戏服，地上则有许多个木箱子。这种凌乱倒符合我想象的后台的样子，它的简陋寒酸，也让我觉得对，我觉得艺术，尤其是民间艺术，就该有这种流浪者的姿态。
我和小姨默默地站着，耳边孙团长在说：“徐书记，你一向对我们都是很照顾的。”小姨夫说：“哪里哪里，照顾谈不上。年下俺们镇里要搞一个大的活动，到时我请你”。正说着，有人过来跟孙团长说快该她上场了。孙团长匆匆忙忙地告了辞，到帘子后面换衣服去了。
我们又都站了一会儿，不想按照演员的指引，到幕后去看戏，就那么在后台站着，看苍黄的灯光下，那些似真似幻的身影，带妆的与不带妆的容颜，时光如水也罢，如砂也好，从没有一个时刻，像这一刻那样，让我清楚地听到它的流动。忽然，有个男的大踏步走过来，皱着眉头说：“不早说要换成节能灯了吗？省电，还亮堂。”没有人说话，我和小姨又对看了一眼，说，走吧。
下了大篷车，我们朝广场外围走去，却听一声呼喊从旱地拔葱，尖锐得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回头望过去，正是孙团长疾走在舞台上，她穿了一身黑色的戏服，低首俯身，仿佛悲痛得难以自抑，然而痛到极点，也成享受与欢喜，抛下日常生活的皮屑，无边无际的庸常的磨难，进入悲欣交集的云端，浑然忘我。
我看看，也就回过头来，我小姨也回头看看，对我说，走吧。我们一同，朝广场那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