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人质劫持事件已过去了一周，成龙的一些话仍然没有摆脱争议：“香港是多元种族的社会，别担心，我们没有憎恨。”此言被称为“挺菲门”。而本周一《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评论则将其概括为：“成龙式表达”。作者认为：“他那一刻的言论很难说是出于个人情感，很可能只是作为公众人物的一种习惯性的‘理智表达’”。
我并不赞同猜测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正是这篇评论，使我想到成龙表达的“语境”问题。语言学者认为，语境是在人们交际过程中制约对语言的理解及其效果的前提条件。人类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语言环境。成龙在韩国参加“和平演唱会”之后说了一句“没有憎恨”的话。跨越国家的“和平演唱”可能正是 “没有憎恨”的潜在语境。而香港同胞、内地同胞通过电视目睹人质事件处理失败而产生的激愤情绪，则构成他这句话的另一种语境。两者之间明显的差异，自然转化为对成龙本人的舆论压力。
而当我看到那篇评论的矛头由成龙扩展到地产商王石等社会成功人士的时候，我从中感觉到当代中国公共表达的另一种语境，那就是：成功人士因为成功而倾向于冷静态度，这与那些由于不成功甚至缺失（有的是被剥夺）而倾向于激愤态度的公众，形成明显的反差。表现上是两种态度的差异，实际上则是阶层差异——这种差异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阶层间的敌视。
在本周一，成龙接受报纸专访时的一句话，还使我意识到另一种语境的差异：“我公司的菲律宾工人讲，因为这个事情，他们的两个在香港工作的菲律宾朋友都被解雇了。我家里也有三个菲律宾佣人。”显然，相对于国内和网上的舆论把负有责任的菲律宾警方和菲律宾政府作为激愤情绪的对象而言，成龙距离那些无辜的菲律宾普通人更近。成龙的“没有憎恨”，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就是真实、具体的公正情感。
人的地位不同、境遇不同，表达的内容和方式肯定有所不同。这是开放的社会公共表达的正常景观。我们需要细辨的是：言论引发的冲突，究竟是由于上述不可能消除的差异，还是因为观点的正确与否？
本周三，陕西省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启动“陕O”机动车号牌更换为普通民用号牌相关工作。12月1日以后，“陕O”号牌车辆将一律禁止在道路上行驶。从这条新闻中，我们难道不是可以看到陕西警方对权力的自觉约束吗？然而，引发本周更多媒体热议的，是另一条涉及陕西警方的消息：作家谢朝平因一篇报告文学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抓走。这两个“不挨着”的新闻也可以互为语境：“进京抓作家”在读者心中给“取消O号牌”打了一个折扣。
根据工信部通知，从本周三起，对手机新增用户实名登记。也恰巧在本周三，公诉机关在海淀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起诉一家“调查中心”倒卖个人信息。这两件事表面上也不挨着，但其实可互为语境，即：公民向国家公开自己的信息，国家就有责任保护这些信息。
本周六，法学教授蔡定建以手机实名制为由头发表文章认为：“现在居民身份证被严重滥用，造成了许多利用居民身份证犯罪和利用个人信息犯罪的案件，这种侵害和潜在的危险可能比垃圾或诈骗信息的侵扰更大。”而就在本周三，从未到过山西的湖南小伙阿杰，在广州打工时被警察检查身份证查出2007年在山西犯下伤人案，要带到山西去才能搞清楚。此前类似的多起公民因身份信息泄露而被错抓的事件，都可以作为理解蔡教授这种担心的语境。
本周一， 南通市崇川区城管队员执法遭受暴力抗拒，一名队员不幸因公殉职。袭击者是刚被处理的一名流动摊贩。消息很简单，是非也清楚。但是，本周另外一条涉及城管执法的消息，也许可以为上述消息展示出更复杂的语境：本周二广州街头，一河南籍五旬老伯自称在整理废品时，遭到九名穿城管制服的执法人员的围殴，头部被铁棍击伤。但后来城管部门提供的现场执法视频则显示，老伯是在冲突中误伤了自己。
两个事件虽然具体情节有所不同，却有共同的语境，那就是两个群体之间持久的敌对情绪。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恶性事件已非一起。2006年在北京中关村，城管队员李志强在执法中就被小贩崔英杰当街刺死，后者被判死缓。那个悲剧曾经触动了人们对于城管制度和城市管理价值目标的反思。如今南通街头的惨案，如果仍然是同样的情境、同样的原因， 4年前的北京城管队员李志强可以说是白死了，小贩崔英杰也是白被判刑了。因为他们的付出的惨重代价，至今也没有使他们所代表的两个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一种政策中解脱出来。
写作过程记述：
从周二到周四，每日阅览、积累了一大堆新闻，但对于本周述评的写作而言，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议论的生发点，或结构中的核心概念。周五一早坐到电脑前，未及浏览新一天的消息，重新看一遍几天以来记录下来的消息，当看到成龙关于“挺菲门”的专访时，一个核心概念跳出来了：“语境”。这是一个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的，特别具有解释性的概念，在结构中，它也特别具有“粘着力”。这个关键词一旦从脑海中跳出来，原来积累的材料中几个条本来根本不相关的事件，都有了相关性。
其实，周二看到这条报道的时候，我就有所触动。只是未及深思，尤其是没有考虑到它的扩展性和连缀不同新闻的“粘着力”。周五一觉起来，内心压力比较大。因为今天必须“背水一战”，基本成稿。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比较强烈的内理暗示和写作意志，使我再次看到成龙的那篇专访时，把“语境”这个关键词逼出来了。
选择了“语境”这个关键词，实际上就不是以不同事实之间自身的相关性因素作为联结因素，而是以作者的一种观察和理解事实的主观视角来联结事实了。
写作很顺利。虽有数稿修改，但其他都是文字上的修饰与增减。
周六交稿前，看《南方都市报》，在手机实名制条下补入了蔡定剑先生的一个观点。又在《新京报》李克杰的一篇评论中恰巧看到可以印证蔡定剑担心的一个案例——刚好也发生在本周，就加进去了，同时删掉了自己原来的议论，使文章涉及的新闻条数多一些。相同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曾经一一罗列，后因字数的原因也都删去了。
最后一段的见报稿被删去了2006年北京城管被小贩刺死的案例，改为：
“两个事件虽然具体情节有所不同，却有共同的语境，那就是两个群体之间持久的敌对情绪。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恶性事件已非一起。这些事件一次次触动了人们对于城管制度和城市管理价值目标的反思。如今南通街头的惨案，如果仍然是同样的情境、同样的原因，我们只能说，在以往这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城管或小贩，他们付出的惨重代价，至今也没有使他们所代表的两个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一种政策中解脱出来。”
至于开头提到的那篇评论——被《南方都市报》评论版推荐的《 警惕“成龙式表达”》，我最初看到和收藏它时，确实觉得它挺有道理的。我当时比较明确的感想是：公众人物应该敏锐体察社会大众的心理，然后说话。成龙就是对大众心理缺乏敏感，才说了一些可能犯了“众怒”的话。但是，后来，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自己的思深使我放言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认为：由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境遇，人的表达内容和方式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让公众人物体察大众心理再说话，“只能使人更乖觉，不能使人更正确”（这句话后来删去了）。人应该直率地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不管舆论的倾向如何。否则，就可能形成“沉默的螺旋”，使人们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不同的观点。（这一点，我本来应该明确写进去。）评论不应该教人乖巧，也不应该猜测别人的表达动机，而应该创造有利于表达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