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我国反腐又交出一份漂亮答卷，据中纪委近日通报，2010年全国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804人。严肃查处了康日新、黄瑶、宋勇、李堂堂、许宗衡、张春江等大案要案。中纪委一位领导强调，“反腐败无效论、无用论” 毫无根据，必须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
反腐比不反腐好，这是常识，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如果由着腐败分子腐败，腐败几乎成了零成本，腐败分子没了后顾之忧，所有权力部门就有可能变成“公地”，任由贪官自由放牧，自由钱权交易，官员个个肆无忌惮，则“公地悲剧”无可避免。持续反腐，提高了腐败成本，对于防止腐败肯定是有益的。
不过说到反腐的成果，尽管是成果累累，但还是让人觉得“品种单一”。反腐是系统工程，一方面对于腐败分子要坚决查处，另一方面预防腐败的功课也要做，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前者带有被动色彩，后者主动权操之在我。预防腐败实赖于制度建设，即管好权力，堵塞制度漏洞。贪官被查被抓了，这些年，这方面的数据很多，振兴人心。而有关制度建设，我们讲得较少，讲得少可能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
关于反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个“朱元璋之问”。吴晗在《朱元璋传》里讲，朱元璋出身寒微，对官吏贪赎极其痛恨。他颁行《大诰三编》，严惩贪官污吏，一般杀头，有些贪官还要“剥皮实草”，置于继任者公案旁，发挥震慑作用。他杀了贪官污吏10余万，但所谓前腐后继，贪官不绝如缕。到了晚年，朱元璋喟然叹曰：“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对于朱元璋之问，吴晗给出的答案是，封建制度是官吏贪腐的根源。用政治学理论解释，权力缺乏相互制约，权力不受监督，就会走向利己与腐败。用经济学语言描述，腐败就是权力进入市场寻租，搞权钱交易。资本想让权力打开方便之门，而权力想从替资本效劳获得回报。为了防止权钱交易，现代国家都有一套制度安排，对权力进行限制与监督。
有人认为反腐无效，原因是在其看来，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前腐后继”“前头饱狗子去，后头饿狗子来”。河南省交通厅前后四任厅长落马，国家药监局倒下局长郑筱萸，现在又落马副局长张敬礼。在有关部门看来，每年查处很多腐败分子，这是反腐战绩；而以民间视之，查处的人多，恰恰说明反腐形势不容乐观。理想状态应当是，官员有心腐败，但找不到机会。官员前腐后继，说明腐败机会多，制度漏洞大。
腐败，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包括官员的价值观、人品、修养、自制能力等；外因，主要指制度安排，不排除金钱美色等环境因素。有关部门通报某些腐败案件时常说，权力过于集中，对权力的监督乏力，是权力腐败的制度因素。人性是有弱点的，如果官员长期受到金钱美色诱惑，就难免有人把持不住，这时候，外在制度应就是决定性的防线。
反腐败，必须兼顾内因与外因，作出两手部署，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查处，要治病救人。组织上加强对官员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官员自身也要狠下修身功夫，善养吾浩然之气。另一方面，坚决对过于集中的权力作结构性调整，让权力内部在结构上形成相互制约，同时把监督落到实处。有内部监督，也有外部监督，让同僚、媒体、群众的眼睛看得见，使权力行使透明起来。权力透明了，掌权者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香港现在贪赎极少，廉政公署已经颇感案源不足，这是廉政建设的最高境界。如果有一天，我们反腐不再战果累累，人们就会心悦诚服，承认反腐有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