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资本流动的危害性被漠视。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历史，易变性和不可持续性是其固有特性，具体表现在短期的频繁流入流出和中长期的周期性逆转。在历次发展中国家遭遇的国际性危机中，跨境资本流动都是诱因甚至根源。然而，由于国际货币金融话语权被发达国家主导，被金融资本控制，事实和真相被严重歪曲。即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依然对资本流动的脆弱性视而不见，认为“问题不在于这些国家资本自由化太快，而在于它们采取渐进方式自由化”。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席卷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魔鬼”的一面暴露无遗。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危机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私人资本流入开始恢复，净流入规模到2004年接近危机前的最高纪录，2005年创纪录地达到2904亿美元。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旦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创历史新高，资本流动逆转甚至发生危机的风险就会突显。然而，在“这次和过去不同”的论调下，风险被忽视。即使2007年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异乎寻常地暴增，达到史无前例的6965亿美元，负责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IMF甚至连预警都没有提示。2008年下半年美元突然反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逆转，流入急剧下降，成为发达国家危机的殉葬品。

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更为无序和混乱。为了遏制经济增长急剧坠落，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经济刺激计划，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释放大量流动性，其中一部分流入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在2009年就恢复到正常时期的高点。2010年11月美国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流动性泛滥成为全球性问题，其中绝大部分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新一轮资本流入浪潮。据IMF估计，2010年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将达3396亿美元，仅次于2007年。资本流入不仅给复苏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资产泡沫风险、实际汇率升值等问题，而且其未来逆转的危害更为可怕。如果不对资本流入加以抑制和管理，QE2极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再次危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