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
王斌长篇小说《六六年》书序
礼平
难得读到这么清晰的文字。只此一点，这本小说就足以使人感到阅读的愉快。文字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我们有时在书店里拿起一本书，随便撩上几眼，对于要不要继续将它读下去，甚至是不是将它买走，就已经能够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但一本书究竟怎么是个好？怎么是个不好？真的说不出什么来。那个感觉就在你的心里。这本《六六年》就属于那种可以让人站在书架前不由自主地读下去的作品。我很喜欢它，首先就是因为它的文字。这篇小说的语言有一种出奇的清新。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点，也没有什么创意，不玩花活，不弄花样，就那样和你一字一句，一板一眼的述说着，但人物是清新的，场面是清晰的，故事是清楚的，情绪也是清亮的，什么东西都历历在目，那么故事读着就省劲了。老实说，现在读着让人费劲的东西太多了，让人费劲直至费解似乎已经成了一些作家的风格。在这种情况下，冷不丁看见这么一篇如水晶般透明的文字，也就难怪让人眼前一亮了。
但是这部一板一眼的小说也相当的狡猾。它为你展开的是一个温馨的序幕，这时你就得警惕了。因为一个心怀叵侧的陷阱已经掘好，正在等着你自个儿掉进去。对此我多少有一点经验，所以我不动声色的往下读。果然，我看到了很多大出我意外的东西。然而当它的故事在结尾处终于露出真实的面目时，我还是吓了一跳，并因此而陷入了沉思。是的，这是一个貌似“乱伦”的结尾，这种故事在中外的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甚至成为最重要和常见的故事主题与主线之一。但《六六年》的真意却显然并不在此。当整整一个时代纲常扫地的时候，我们对沉浮于其间的人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六六年是一个巅狂时代，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那个时代里走过来的。
《六六年》是一个可以引起我们那一代人心灵悸动的名字。它使我想起了那个我的一九六六年，以及整个的六十年代。我的年龄比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们要大一些，所以我有幸参加了那时的红卫兵。我真的是“有幸”参与了这件事。因为所谓革命，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那是一场“革命”，它就是参与者的盛大节日，你在里面可以由着性子一任所为，然后你就准备着为此付出代价吧。这个世界的种种悲剧就是由此而发生的。但在那一天，你却可以获得巨大的欢乐。于是我就参加了。干嘛不参加呢？“过把瘾就死。”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无情的真理。既然没有什么人说我不能参加，那就参加吧。于是我们人生中便有种种的东西从此彻底的改变了。
在那一年，我突然见到了许多的人，许多若不是文化革命我可能永生永世也见不到的人。有一些是我的同龄者：和我一样，但学校隔得八丈远，景况也完全不同。那是一些不是同学的同学。还有一些是我的年长者：大学中的大哥大姐们，以及一些可以被我们称为叔伯姨婶的人。更有一些老人：党的领袖，国家、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知名的社会人士，著名的文化人，等等。我们从前只是知道他们，但从来也不曾梦想过去接触到他们。当他们从神话传说和银幕里真真实实的走到我们之间，和我们握手，说话，微笑，并嘱咐，教导或者怂恿我们去干这干那，或者突然又被我们大肆辱骂和大张挞伐的时候，你能够体味到那种惊讶和兴奋吗？他们是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世界中走过来的。
《六六年》中的那个少年，就是通过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结识了那些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并由此展开了对他们命运的揭示。
但也就是在那个昏头昏脑的时候，我几乎完全忽略了我们的这些弟弟妹妹们。在文革中，我对他们只有过一次惊鸿一瞥的注意。那是我们在上海“大串联”的时候——现在我们常常将之称为“大窜联”——我们这些北京的红卫兵在上海寸金之地的外滩“占领”了一座古老的西式建筑——15号大楼。当时它是上海市民主党派的办公驻地，现在那里已经是一家德国银行的派驻机构。我们在顶层建立了一个宣传站，每天用高音喇叭在从外滩到南京路的一段很长的街道上播送我们关于“造反有理”的陈词滥调，同时不间断的放送革命歌曲，在这个昔日的“十里洋场”上制造与资本主义制度作对的欢乐与疯狂。有一天，我们的广播站来了一群面带羞涩的小姑娘。没有人带她们来，她们是自己寻着高音喇叭的电线找到我们那个隐蔽得很好的广播站的。这真是一群有心的小女孩。虽然我们严密的提防着对立派别打上门来，但她们还是锲而不舍的循着电线将我们找到了。她们在广播室的门口挤作一团，怯怯生生的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不对，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个央求，希望我们每天上午能在某一个时刻停止十分钟的广播，好让她们能在南京路人行道上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跳一会儿舞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她们只要求十分钟，并且没等我们答复就急切的将她们的要求降低到了五分钟。而她们那眼巴巴的神情分明告诉我们哪怕是只有一分钟也行。但她们的底线显然是我们什么也不会答应她们。说完，她们就在急切的准备着离开了，一点谈判的意思也没有。她们显然觉得我们说不定会毫不客气的将她们立刻轰走。这些十一二岁的小女生们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来找我们啊！我很是为难，因为我知道她们的表演正是我们在上海的那个对立派别安排的。我知道她们的存在，我们每天路过那里时都能看见过她们在那座简陋的舞台上跳着怎样笨拙的舞蹈，所以我们对她们的演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这一刻我们有了不同的感觉。我最后还是拒绝了她们，因为她们的舞台正是对立派别搭建的。但是作为一种补偿，我答应让她们在我们的大喇叭里唱几首歌。这让她们立刻幸福得满脸放光。她们一边小声嘀嘀咕咕的商量着，一边还在互相埋怨着一些什么，小女孩到了这种时候总会生出一些婆婆妈妈的鸡毛小事，然后她们就在麦克风前引吭高唱。然后，她们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兴高采烈的跑掉了。
从那以后当然就再也没有她们的音信了。现在想来，这些小女孩也该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妇人了。历史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一些小妹妹们。那么，我们的小弟弟们呢？我不知道，没有谁来告诉我有关他们的一些什么。我们对此也漠不关心。但是现在，有一部小说第一次告诉了我关于弟弟们的这样多的事情。
这些故事真的很动人。整个小说人物不多，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它甚至显得太少了一些，所以它具有很紧凑的人物结构。故事也不复杂，一个少年和一群少年，以及少年所经历与目睹的大人们的奇崛悲壮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也最奇怪的时代。所以它具有很清晰的故事主线。这就使得这个故事变得太有意思了。这些部队大院以及省政府大院里的男孩子比上海外滩街头的那些小女孩还要无聊——那些小女孩比我们还要无聊——历史的另一面就在这一地鸡毛中展开了。这里有许多让人惊奇，也让人叹息的情节，你就擦亮了眼睛，准备着好好的享受吧。
我很认真的读了不止一遍，但所有的内容都不必在这里说，那是一个要留待读者自己去经历的过程。我只说这些故事对于我来说很像是一首多声部的协奏曲，它或许没有交响曲的浑厚，也没有奏鸣曲的明亮，但它深情，让我听到了那个如火时代的另一种弦外之音。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流水般从我的眼前涌流而过，不是我的眼睛被它们抚摸着，而是我的心被什么东西触碰着───那就是感动了！
但仅仅是感动吗？这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少年往事的追忆，它由此而奇异地构成了一种双重视角──成人的与少年的，文革时代那波澜壮阔的涛声时时扑进“他”的思绪，溅进浪花，涌进激流，冲击和影响着“他”的生活和情感。正是从这一个又一个风起云涌的故事中，我们又重归了那个疾风暴雨的时代，我们甚至感受到了从小说中散发出的人性关怀。《六六年》对文革时代多重空间的把握和铺展上，也显示出了相当高的技巧，在这些意态从容的叙述中，人性的展示，人生的思考，历史的重现，作者也有不少精彩的剖白，值得我们去加以细细的品味。
但我最想说的还是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长久以来，我们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一直被“伤痕文学”的云雾所笼罩，无数作家沉溺于此，在痛苦中哭泣、呻吟、呐喊或者抗议。人们有理由乐此不疲，但也沉溺得实在太久了。文革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它破坏了很多东西也揭示了很多东西，我们从中收获的如果仅仅是眼泪，那我们的心灵就太单薄了。这部小说离开了这个立场，企图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和深度来展示那样一个历史时代给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变化，这是我最看重它的地方。我想这部小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背叛，它背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平庸，开始以一种时代性的眼光来看待一个重要的时代。
而这就又要说到什么是艺术了。艺术是什么？它的概念可以有无数种，至于选择哪一个，就要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小说不就是讲故事吗？有的人讲的好一点，有的人讲的差一点，有的故事有意思，有的故事没意思，如此而已。诚然。你如果是一个心地质朴的人，你大可以选择这个朴素的答案。但我的心地不那么质朴，我的选择也就不那么朴素。我想选择一个不大老实的答案。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艺术是一种征服。”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是这样的：他或者统帅一支军队，不请自来，无情地践踏并颠覆你的世界。或者吹响一支魔笛，在空中传播迷幻，催动你身不由己的走进深渊。对于我来说，《六六年》属于后者，它使我重返了那个如梦的年代。但是对于更多的年轻读者来说，我猜想它也许会成为前者，使他们某些看法，某些最基本的看法——于人生，于历史，于社会，于世界，发生重大的改变。
2010年3月20日
于北京西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