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又带着最新的研究成果亮相北京出版社12楼，书业观察论坛也借着百道网的名义归来，感谢程三国前辈，感谢陈总严谨的报告，还有邬署长宝贵的一下午时间。

　　我认真读完《中国图书商报》上报告全文，本想带着问题来到论坛上当面向陈总请教，但说实话，此番报告内容本身其实不太适合做面向大众的宣讲，而更适合以学术研讨的形式开展，后排，貌似有近半数的听众睡着了。承蒙三国前辈和百道网朋友照顾，同3年前“美国数字出版考察报告”论坛一样，又是我第一个抢到提问的机会，但接下来杯具的一幕发生了——作为一个记者，这次我竟然没能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问题，反而像个bookworm一样用很多听众们都皱眉头的术语说了3分钟。

　　陈总没懂我的问题，听众们就更一头雾水。汉王的张磊兄，只有你懂我，感谢你发来的短信，呵呵。

我的问题是——

　　“陈昕在阐释图书规模经济特性时提到，从长期来看，图书定价可能持续走高，像专业性的报告，可能会卖几千元。”对此，我非常赞同（现在很多的冠名研究报告的东西动辄就这个价起）。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于2008年6月在《纽约时报》撰文，“随着数字化成为必然趋势，知识复制将更为方便，高定价的策略将更加难以维系，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估计这一现实的经济贸易模式。”这番话也很有道理。

　　这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在未来，出版物或数字出版物的定价权应该掌握在谁手中？我们讨论了太多出版社还是亚马逊等渠道商，但问题是，对于专业出版领域，定价控制权应该掌握在作者还是出版商手中？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讨论了太多出版的外部性问题（陈总的报告也多次提到这一概念）。但这种所谓的外部性，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把知识本身的外部性，同出版商传播知识产生的外部性相混淆，合并来谈，强化民众接受出版外部性的概念（即出版具有社会效益利国利民……）。比如，大家经常举的袁隆平的例子，一本杂交水稻的书，定价10元发行1000册，利润不过万元，但其产生的外部性远不止这些，解决了几个亿人的温饱问题，我觉得这个例子有问题，这里的外部性是袁隆平知识本身产生的，而非出版社创造的，要想，袁隆平自己都不申请专利（网上一个贴很火，说袁隆平如果申请专利将是中国最富有的人），而我们的出版商却控制着图书版权获取垄断利润。

　　如果外部性是出版商创造的，那么，数字化时代出版商可以通过高定价，将外部性内化，获得垄断利润，而如果外部性是知识本身产生的，那么，作者本人就可以将这种外部性内化，获得垄断利润，也就是，谁能控制着最终对知识定价的权利。

　　我承认，我的问题问得很弱，很绕，很书呆子，很让人一头雾水。

其实，其实，我是想说——

　　对于专业出版而言，出版社多数时候其实并不创造价值，这话虽有些绝对，但大致情况是这样，还以袁隆平为例，他写好的书稿，给了出版社，试想，出版社编辑除了校正文字标点差错外，会对内容做多少修改？所以，出版社的模式是利用书号垄断，以固化的形式（纸张）通过渠道（书店等）传播知识，获取利润。当然，如果这本书不赚钱，出版正的外部性就产生了，出版社赔钱了，但创造了社会福利（传播了知识，解决了很多人温饱）。其实，这也正是国外专业出版有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和机构R&D资金支持的原因。

　　专业出版领域，大家常举的数字期刊商业模式成熟、定价模式稳定的例子，那是因为国外学术期刊同行评议的过程是创造价值的过程，所以，出版商可以掌控定价权。但同样现在面临Open Access的挑战。知识本身是为分享的，但出版商从中横加一杠，并获取垄断利润。

　　未来，数字化的销售（或叫发行、营销都可）渠道畅通了，专业出版的定价权可能会向作者转移。比如，我自己写了篇有价值的数字出版的报告，书稿给出版社出版，定价由出版社根据成本加成法确定，大约50～100元，由于受众群窄，出版可能我自己还要贴钱。但如果我直接放到一个平台上，以“易观国际”、“艾瑞”的模式销售，定价一份几千元，专业出版的商业模式是需求拉动型，读者需要才会买，而且在一定区间内对价格不敏感，所以可能只要3个人买，我就有可靠的收益。但如果出成书，即使卖掉1000册，可能有800个人买后觉得我写的是垃圾。

　　我的问题简言之，外部性到底是哪种外部性，是否会决定内容定价的控制权是谁的？

　　复杂吗？我居然没表达清楚，惭愧！看来我得多用微博。

　　晚上回来给陈总和三国前辈发了短信，并均收到回复，希望还有讨教的机会。也希望大家能接着我的破砖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