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到西方去观光的中国人对他们的所谓大城市往往不以为然。例如，号称世界第一大都市的纽约，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气势宏伟，所谓的时代广场，不过是几条街的交汇处而已，根本不“广”；洛杉矶、亚特兰大、菲尼克斯等大城市的市中心，除了偶尔碰上几个神色诡异的有色闲人，冷冷清清，大白天走起来都有点让人提心吊胆。欧洲的大城市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伦敦的街道窄到让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至于巴黎，其卫生和治安问题更是臭名远扬，前脚刚踩在狗屎上，后脚又被人故意绊一下，试图把你背上的挎包抢走。碰上这种事情，估计再一厢情愿地“浪漫”的人也要觉得有点煞风景了。

　　大家的直觉是对的，要想真正了解西方，了解西方文化，我们更应该去的是西方的小城镇、西方的乡村。英法德意诸国的一些中世纪乡村小镇，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便利，而且还最大化地保护了自然环境，草青树绿，花开鸟飞，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饶是喜人，再加上小地方的人情之深厚，地产之便宜，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最靠近天堂的地方，那应该就是这样的地方吧。如果大城市又在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之内，那就更是别无所求了。

　　但好环境不能当饭吃，对大多数人来讲，住在小地方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旁边有能够上班挣钱的地方。这就引出了今天我想聊的话题：西方很多大企业、一流的世界级公司的总部往往都在一个很小、不太“发达”的地方。最经典的是沃尔玛，总部设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 （人均收入全美倒数第三的州）小城Ben－tonville，只有3.3万人口。同样来自美国不太发达地区的还有投资之神巴菲特，一辈子待在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奥马哈城，从这个离东西海岸都同样远的内陆城市指挥他遍及全球的庞大投资帝国。类似的还有来自肯塔基州 （人均收入全美倒数第四）Louisville的肯德基（百胜集团），来自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宝洁公司等，都是业务遍及四海的全球性大公司。

　　传统产业的大企业从小地方出身，高科技企业从小地方起家的就更多了。硅谷既然名为“谷”（相当于中国的“沟”），其实就已经说明它们原来都是小地方，是位于旧金山沿湾区往南的辐射带上的一些小城市。典型的如苹果公司所在的Cu－pertino市，人口5万，Google公司所在的山景市，人口7万，惠普公司所在的PaloAlto市，人口6万。微软公司不在硅谷，但同样在“小地方”，西雅图以东16公里的小城市Red－mond，人口5万。

　　传统蓝筹公司，除了金融业的特殊性必须设立在纽约的花旗银行、美国运通公司等公司外，很多企业都把总部设立在大都市周边的过渡地带。著名的例子如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小镇Fairfield的GE公司，还有它们的著名的设在纽约州Cro－tonville领导力发展中心，还有总部设在纽约州小镇Armonk的IBM，大致都属于纽约沿着海岸线或哈德逊河往北的辐射带上的一些小地方。从纽约往南，则有总部设在新泽西州小镇Brunswick的强生公司，WhitehouseStation的默克公司等。类似的情况还有总部位于靠近芝加哥的Schaumberg的摩托罗拉公司，OakBrook的麦当劳公司。

　　总的来看，《基业长青》中研究的17家美国公司，总部设在小地方的有10家。美国是这种情况，欧洲也有类似。巴黎对于法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轮胎业巨擘米其林 （在全球雇佣约11万人）却来自于法国中部一个几乎谁也没听说过的小城Clermont-Ferrand,人口14万。空中客车的总部设在图鲁兹旁边的一个叫Blagnac的小镇上，这么战略性的一个企业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地方，有时间下次我得把它弄清楚。又例如诺基亚，连只有58万人口的首都赫尔辛基它们还嫌闹，总部设在赫尔辛基往西的一个叫Es－poo的小地方，湖光山色，煞是迷人。

　　从员工管理的角度看，小地方做企业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心静，没有那么多声色犬马让大家分心；其次是意平，不容易被谁谁谁发财了跳槽了之类的消息所干扰；然后是知足，这么小的地方，上档次的雇主几乎仅此一家，人家对你还不错，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吧。再加上地价便宜，空气新鲜，环境优美，这些都是大城市所无法比拟的。里里外外算起来，不知道省下多少钱，创造多少价值！

　　小地方做企业这么好，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中国大多数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和管理者，可选择的地方好像除了北、上、广、深，顶多再加上杭州、西安、无锡、南京等几个为数不多的二线城市呢？道理很简单，小地方做公司要想做起来，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一般的基础设施（电力、交通、通信等硬件）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各种公共服务（软件）要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教育、医疗三大块。西方的现代化是内生的，只要硬件条件上来了，软件一般都不是问题，不管多小的地方，议会、选举、审判等流程都是一板一眼，绝不含糊，而且正因为规模小，还更容易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教育和医疗也类似，其质量好坏与一个地方的大小虽然未必是成反比关系，也绝不至于成正比关系。例如我母校INSEAD所在的枫丹白露小镇上有一所中学，样子很平常，但质量很好，学生中有摩纳哥公国的几个王子。巴黎有多少学校，但他们父母为他们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所“乡村中学”。

　　中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我们的现代化是外生的。符合现代理念的法治、教育和医疗服务随着海风吹进来，开始都是在沿海的大城市落足，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才慢慢有了一些基础。首先是法治，其重要性毋须庸言。没有一个公平的法治环境，抱着“小就是美”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一头扎进小地方来寻找田园牧歌，别的不说，一个村委主任、民兵队长就能让他们倾家荡产！北京郊区的一些画家租农民房形成的画家村，对于当地农民来说，绝对是天上掉馅饼，明显双赢的事情，但最后很多都是不了了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不能提供一个保障合法权利的良好契约环境。

　　教育和医疗的情况比法治还要复杂。除了其外生性导致的地区差异之外,还因为这两个领域改革的滞后，被一些计划经济的手段人为地限制了人才在更大范围内的正常流动和扩散。例如，学校有一级一级的重点之别，有公办与民办之别，教师加入级别低的、体制外的学校意味着他们专业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降低（如难于解决职称、户口、退休问题等），因为这些原因，教育和医疗资源于是就更加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了。年纪轻的，孩子上学的问题解决不了，年纪大的，医疗保健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说谁还愿意去小地方工作？

　　所以，大城市生活成本这么高，生活压力这么大，大家骂归骂，却没看见几个真正逃离 “北上广”的，不是不想逃，实在是无处可逃啊。田园将芜，胡不归？古人混到再差，还有一个不如归去的选项，与我们相比，实在是太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