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20日表示，我国公务员考录工作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打破影响公平的多种限制，为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提供了平等机会。据统计，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新录用的公务员中，来自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工程师、自由职业者等普通家庭的占93.2%。（据2011年1月21日《新京报》）

     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我爸是李刚”等流行语将社会转型期“官二代”问题赤裸裸地展示在公众面前。揭开“官二代”标签的背后，人们所看的是权力被滥用，社会资源分配畸形不均衡。人们更加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掌权者垄断，大部分人逐渐失去依靠个人“不抛弃、不放弃”的艰苦奋斗而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让“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天生会打洞”更加天经地义。

     然而，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新录用的公务员中多出于工农等家庭，确实令人闻之眼前一亮，在这个“拚爹时代”里，普通工农子弟终于有出路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

     中央国家机关新录用公务员中“官二代”少，省以下机关中“官二代”未必也就同样少。2009年9月，河南省固始县在选拔正科级干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后代。群众说，这是“官选”。原来，这次“公选”只是由正科级以上干部、老干部代表、县委常委等官员投票，并无公众参与，公众有“被程序”的感觉。“公选”成为官员提拔后代的秀场，所谓程序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权力圈子里进行的，权力资源按照某些人的既定意愿被有序分配。

     固始县的正科级干部选拔恐怕不是个例。有人说，市县机关是“官二代”的“集中营”，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未必就不存在这样的事实。一些机关里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说某些官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并不为过。从山东“80后副厅级干部”张辉，到江苏泰州25岁女孩孙靓靓的提拔，再到湖南冷水江市“官二代”曹博文大学未毕业就被“市常委会”决定直接安排进财政局，“官二代”风靡网络所反映的，无疑是社会“拼爹”游戏的风生水起。

     中央国家机关固然条件很好，但未必能受到“官二代”的青睐。“官二代”之所以能够混迹于仕途官场，甚至平步青云，靠的是爹妈、亲属“罩”我去战斗，离不开“地”。假如他们离开了爹妈，离开了亲属，离开了父母的人脉体系，到中央国家机关去独闯江湖，势必将会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可能寸步难行。而在地方机关里谋职，则是借父母“光”的最佳位置，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少，傻瓜才会去中央国家机关去工作呢，其父母也不会这样安排。

     而在中央国家机关内部，落实官员亲属回避制度毕竟相对好于地方，这本身也使中央机关的“官二代”进入本级机关受到了限制。另外，在重视基层经历今天，官员们把子女安排到地方去，安排在基层工作，既可以为仕途镀金，积累经历，又能给日后进京回调创造了条件，何乐不为呢。再说了，在地方有那些热心的说叔叔伯伯阿姨们的周到关照，不比放在自己的身边强多了。叔叔伯伯阿姨们帮助关照孩子，官员负责关照叔叔伯伯阿姨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再退一步说，在用人机制中，人为区分出普通家庭子女和“官二代”，也是一种不公平。我国历来就有“用人不避亲”之说，只要是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就要一视同仁，平等使用，而不能单纯地唯家庭出身定取舍。一名优秀的“官二代”，只因为他们是官员之后，就不能得到正常提拔，这也是不公平的。

     在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人或社会人群，可以通过自我奋斗向上发展，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一个社会从下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人们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必然危及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公平正义。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亲属任职回避制度，早已成为世界各车的普遍做法，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