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是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意即权责对等，是政治文明的体现，要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将房价问责，则反映了高层治理官员队伍的决心，更是体现了政府房市调控的策略转型！虽然早在2007年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上，就把“房价稳定”和住房供应及住房保障捆绑在一起，作为对“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进行住房行政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明确执行不力的，要启动问责程序。三年多过去了，房价在调控中继续疯癫上涨，畸形的房市已从一线城市急速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可是，至今未见一个地方官员被问责。在房地产领域内，徒有虚名的不止是房价问责，土地问责也是几近失效。多年来，土地问责也总是“高声喊，低声问”，根本没有实质性动作跟进。

　　现在的房价高低，严重与普通民众的收入不成正比，导致人人都在谈房价，人人都在恐惧房价！使得房价成为公众最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是历来政府部门行政履责的重点所在。但长期以来，公众和上级部门始终缺乏评判行政履责绩效的客观标准，由此导致房地产调控政策流于形式的问题非常严重，最终让“调控变空调”。以前政府虽然规定凡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要进行约谈，直至追究责任。但由于问责机制，只是个空架子，没有实质性操作办法。尤其是，缺少制度文本的精心打磨，譬如，没有房价过高和上涨过快的参考标准，缺少问责主体，惩罚尺度等，难免导致“你调你的控，我涨我的价”。

　　乱世要用重典，那么乱“市”同样也需用重典，而中国的房市则是乱典了，这就不对了，结果都是导致治标不治本。面对国内一线城市近30倍的惊人房价收入比水平，公众需要的不仅仅是行政考核指标的初步改进，更应直接把房价调控绩效作为行政部门一票否决的标准，否则难言房产市场的实质性转变，房价回归也只能是一场镜花雪月了。因为要想让房价问责这把利剑，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要打造房价过高系数文本。相比而言，国家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既容易考核，也容易启动问责机制。而房价稳定这个问题，单从字面理解起来，就比较虚幻和缥缈，操作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显然，如果要对房价上涨过快，房价过高的地区的主要领导问责，就必须有个可供参考和操作的制度文本，这个标准起码要包括，其一，要跟当地居民收入联系起来；其二，要跟租售比联系起来；其三，国家统计局要对全国各个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进行公正公平的排名。惟有多个指标的综合，才能架构好何谓房价过高和上涨过快的参数标准，从而才能对各地的房价进行准确定性。

　　根据温州相关考核办法，下辖各区县首先必须保证房价收入比绝对值下降，否则得分为零；之后再根据各区县间房价收入比相对降低幅度，来确定最终的分值。而房价收入比如果能降到12倍以下，则直接拿到满分。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应该来讲是试着转型调控，从体制上来治本！因为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它是反映居民能否买得起房子的主要指标，也是国际上衡量房产泡沫的惯用标准。从具体的制度设计观察，较为清楚地表明了调控部门的政策指向，即房价收入比的绝对值要逐步降低，最终以降低到12倍为目标。政策目标方向清晰无误应该得到褒扬，但温州的改革距离公众的现实房价期待仍远之又远。

　　不过如何，从温州的房价问责，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是政府试导调控转型，温州政府新行政考核办法为落实房产调控开了个好头。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认识到高房价的弊端，以及它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相互关系，也只有大家都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达成一致，才有可能共同去解决它。毕竟，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国民能生活得更好，我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为何出发。温州迈出了改革第一步，对于全国而言，万里长征的路还是值得检验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