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共产党都建立在十月革命之后，从整个历史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在美国的失败，既反映了深刻的历史背景，迥异的社会前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度中实践的差异。比较马克思主义在中美两国的早期传播，在当时民主与自由思想狂飙猛突进的资本主义美国与腐朽没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介绍都发端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并在思想界迅速扩散和生长。但是，美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大多埋头纯理论研究,同劳工运动之间缺乏联系”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2.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脱离美国的革命实践，仅仅局限于纯社会理论领域的思辩。与美国情况大不相同，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陈望道、杨匏安、张国焘、恽代英、林育南、王尽美、邓恩铭、彭湃等等，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最早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中国具体实际的是李大钊，正如他1919年在《再论问题与我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之前，尽管党一成立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却因对中国国情没有全面而科学的认识，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工人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显然是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科学把握和独立的话语权。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招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了1934年的革命的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深刻教训，积累了反对左倾和右倾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经验，使它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得到了全面的知识和丰富的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知识和智慧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揭示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永远只能停留在大学讲坛和教授们的书本里，永远只能成为一种学术的舶来品，永远不可能有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中贯彻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永远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惨痛损失的那些中共党内犯有左倾和右倾错误的人们，毫无疑问地也是，或者也曾经是革命者。他们的根本悲剧就在于不善于或者根本不懂得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从事革命的实践，并且在实践中具体地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向前发展。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以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其根本的条件恰恰在于他们以创造性的革命精神从事了丰富的革命实践。

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根本的条件仍然是它的丰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历时14年之久。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一方面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实践依据；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活动中市场调节的比重已经超过了计划调节，凡由市场调节的地区、行业和领域，都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和趋势。凡由计划调节的地区、行业和领域，都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同时国际上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大变化，也迫切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和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成功解决而形成和完善。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丰富实践，便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结晶，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巨大贡献。它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缩短”并且“减轻”实践过程中的阵痛，中国共产党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超越实践本身，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中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求我们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又要求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推进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