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的泪男告诉了我们什么


  西村正男兄是我的好友,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他最近的研究课题是《日本摇滚音乐草莽期的华人作用》,而且这个专题报告会作为《共生与移动》系列研究将于下月23日在他的大学召开,很遗憾的是我届时不在日本,无法听他的报告,但对类似的课题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所谓“共生与移动”,其实是一个生动的描写,因为它形象地表达了“旅居异域”的一个具体状态,弱势与非单一的存在始终是这一状态的持续。最近,一口气读完了郑大世的书,甚觉这个状态的深邃之处。昨天微博上给国内出版界推荐了这本书,理由不是为了世界杯的泪男竟能如此感人,而是他娓娓道来,讲述了他心路历程的率真。他在书的后面写道:“在我的足球的血液里有朝鲜人的血,是在日本的朝鲜人的血,那个表示出了多重意义上的血!”

 

  全书从他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写起,其中第二章《朝鲜学校的青春》写得十分细节:跟日本人踢球时,双方谁也不让谁,急了他们就骂我“滚回朝鲜去”,而我当场只能应答“重新学下历史吧”。因为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坚固的,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留在了日本,但踢球时没那个时间去说教,因此只能变得文皱皱的。另外,日本人骂我“臭辣白菜”,我就骂他们“臭萝卜”等等。中学的足球并不是一个有多大魅力的运动。

 

  读郑大世的书似乎能明白当今世界弱势群体之于个人的反弹力,尤其是他回忆巴西之战听北朝鲜国歌流泪时,他写道:“当时我苦难的母亲就坐在观众席上,她是一个容易落泪,感情脆弱的人,想到她想到我走过的路,我再也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