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便日渐有一种中国模式的呼声，更在这几年到达高峰，以至于有不少专家和学者为之宣讲作论，似乎中国区区改革开放的30年，靠着充当世界加工厂和出售廉价产品与稀土资源所获得的发展，成了世界头号的文明奇迹，亦可以归功于某个意识形态，总结于5000的中华文明，再一次光耀列祖列宗了。把这种思潮和躁动放在世界现代文明观中来看，颇有一种愚昧荒谬之感，更活脱脱象是当年袁世凯决意废宪而称洪宪帝闹剧的再演，令人在发笑之余，还多出一些警惕来。

    中国模式的出笼，除了盲目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虚荣之外，内里还着有一种历史以来就深积不去的独尊意识。客观来说，这种意识并非今天才有，在中国漫长帝制历史中，一直皆存。独尊的意识，缘于对权力的绝对依赖，皇帝如此，皇帝下的臣子也如此，直到庶人皂隶。但凡有独尊的地方，一定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奴役，这种奴役，并非只发生在社会的最底层，也同时发生的君臣之间，漫延到社会的各种关系之中。即便是进入了现代，在独尊社会中，这种奴役仍是在的，只是换作了另外的方式，称为上下级关系和民意了。有了这样的上下级，有了这样的民意作为掩护，独尊与奴役，是可以照施不误的。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康晓光曾发出言来，称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民主，中国的发展有其自己独特的模式。这番言论，可视为中国模式理论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类，也颇具有学术的、思想的严谨姿态。然而，这种声言的背后，也同时反映出此教授的贫乏与无知，还有伦理的缺失，他忘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思想并不是谁“搞”出来的，而是世间普及之规。且人类社会并不只中国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可以多样化，但历史规则只有一个，就是从封建迈向民主，由民主而达成自由。共产主义的始创人马克思作如是论，资本主义亦作如是行，凭此就可以见证这一客观的共同一致性了。所以，不称客观统一规律，偏偏要让中国独具一格，在规划一座城市、造一幢中央电视台大楼都需要遍请西方名师的今天，中国模式论的专家之意，究竟是希望中国能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作出创新的贡献呢还是想害了刚刚起步的中国？

    其实，中国模式一点也不新鲜，类似于中国模式与中国国情的语境，自近现代以来就频频见于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这其中，既有18世纪末的乾隆大皇帝，鄙视边远的蕞尔小国不列颠，也有当时对欧洲新式火器操法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也没有什么稀罕！”的福康安大将军。让“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思想遍及中国。所有这些思想中都有相同的一个意思：中国模式与中国国情特有，大可以不必同于世界，且“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所以小小繁荣便自满自足，也不应有什么非份之想。也正是这种思维意识作祟，直到今天，尽管我们业已加入世界，但仍把世界看作成为两个：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一个中国模式下的社会主义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了。而以中国模式来定义社会主义，复辟封建的用意，便是路人皆知了。之所以要复辟封建，原因也简单，因为唯在封建之中，方能有既得利益的保护和世袭，可将官一代到二代乃至万万代得了传承。从赢政为始，便是如此，至今，亦无本质的改观。因此，当中国进入2011之际，值得提醒的是，时间虽然改变了，但中国的思想并未因时间而有所更新，却是依循着封建的传统、复辟的念想愈加深重，也愈加迫切了，让现代化以及所有的化，都为了中国模式服务了而已。

    现代化，并非是简单的器物，而全球化，更非是一场商品交割贸易，它们的实质，乃是人类文明迈向民主与自由之后的成果。民主与自由思想是因，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果，如果只要果而去其因，这样的一个逻辑悖论，也唯有中国才想得到和做得出，然而，这样的做为，定是不长久的。一如洪宪帝的复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好处，一点也没有理由。一个人，想一统天下，万国来朝，也是好的嘛。但是，时不我予，因为时代变了。这一点，不用瞪大眼睛，小孩子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