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刊载了张绪山先生的文章“论孔子的复活”，其中有一个部分论及道德与制度建设的关系问题，颇引人入胜，辑录如后。

　　以道德挽救道德，一直是我族的传统思维定式。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话出自儒家弟子之口，自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政治设计就是以道德力量来匡正社会，惩恶扬善。不过，一套二十四史让人看到的，并不是“乱臣贼子”在《春秋》大义面前心惊胆颤、瑟瑟发抖，而是乱臣贼子为私欲驱使一往无前，前赴后继。然而，从孔子开始，每当“礼乐崩坏”之际，往往就有人为恢复所谓“三代”完美之制而奔走呼号。这已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文革”时期盛行“斗私批修”、“狠都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以现代条件下的“思想制胜”手法将儒家的“修身”传统推向极端。目下将孔子的复活视为拯救道德沦丧的救命稻草，显然是渊源有自，一以贯之。

　　但问题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真有重树道德、澄清吏治的奇妙功效吗？

　　治病需对症下药。欲治当下道德败坏、吏治腐败之疾，须知病根何在。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效的劝善道德伦理以及实在的道德榜样；一是有效而健全的高度灵敏的惩恶法治机制。这两者比较，后者更重要。当一个社会过度重视道德教化，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惩恶法治体系时，其结果必然是，恶性得不到遏制，道德教化沦为虚伪的说教，整个社会陷入普遍的虚伪。因此，挽救当今社会道德堕落和吏治的腐败，一是要有保护善行的健全社会机制，二是以强有力的法治措施遏制恶行。二者缺一不可。从本性上讲，人易于为恶，难于向善，古谚“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对权力恶行的及时惩治尤为重要，乃是道德改良、吏治澄清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