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又到了在控通胀与保增长之间寻求平衡的关键时刻。GDP同比增速连续三个季度回落，投资、出口出现放缓迹象，微观企业经营环境趋紧，中国经济面临中长期增速下滑压力，而通胀水平依然处于高位，宏观调控应如何抉择？

　　中国经济表面稳定，实际上正在严重偏离均衡：或松或紧的周期调控政策，已经把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在房价物价调控目标尚未实现之前，投资已然“高台跳水”，经济增速掉头向下；当国内信贷资金紧张、一些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时，央行还面临着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而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压力。面对上述复杂矛盾，唯有政策转型和战略转向才能让中国经济避免危机。

　　凯恩斯式调控缩短经济周期

　　今年二季度以后，中国猪农们饲养每头生猪的毛利率已经连续3个月为正常年份的两倍。由于无法做到对翻倍的利润视而不见，今年6月份后的持续“补栏”又开始了，这势必造成明年猪肉供给大幅增加。

　　由于猪肉存在较小的供求价格弹性，一旦供求关系有很小的逆转，就可能造成价格的大幅下跌——明年个别月份下跌到每公斤20元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不仅如此，猪肉价格从2009年每公斤10元涨到今年的30元，只用了两年时间；3年后，从现在的30元每公斤上涨到50元，也不是不可能。

　　猪肉问题一旦对物价产生影响，其意义可就非比寻常了：假定明年7月猪肉价格跌到每公斤20元，当月CPI就可能回落到3％以下；如果3年以后猪肉价格涨到每公斤50元，必然陷入新一轮的通胀中。

　　由于不区分“猪肉通胀”、“食品通胀”与全面通胀，政策可能误伤中国经济。比如最近一次全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已使M1、M2增速累计20个月回落，资金面长期偏紧对投资、生产和消费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铁路投资、公路投资、市政投资大幅度回落，重工业企业订单骤然减少，用电量连续下滑，出口订单的下降和房地产开发商购地减少预示着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还将承受出口减少和房地产投资下滑的打击。

　　面对2012年可能的经济增速和物价双双回落，当前的紧缩政策如果得以延续，中国经济会不会从“软着陆”演化为“硬着陆”呢？地方债务和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会不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呢？反之，如果出台刺激政策，放松货币，2013年会不会发生新一轮更高水平的通胀呢？显然，中国经济原本三五年一轮的经济周期，变为一两年一轮的波动。越是不停地踩刹车、踩油门，经济波动就越大；越是关注短周期，经济周期就越短。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

　　“稳定”和“均衡”，看似近义的两个词语，有时却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因为过度强调稳定，就会抑制市场力量的调整，阻碍经济系统依靠自身力量走向均衡。

　　比如，过度强调物价稳定，就会造成增长的失衡。2008年为了实现物价稳定，紧缩政策部分造成2009年的经济下滑；2011年为了物价稳定而出台的一系列紧缩措施，势必影响2012年的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不可忽视。

　　在一些人眼中，当前中国经济决策最难回避的矛盾是：物价、房价还没有降下来，经济增长却先下来了。此时若政策转向宽松，可能造成物价、房价反弹；若继续从紧，则担心明年经济“硬着陆”。

　　其实“紧”或者“松”都是“反周期”、“宏观调控”、凯恩斯主义的专用概念。如果跳出凯恩斯主义、跳出需求管理或货币管理，转向“供给主义”的改革，上述矛盾根本就不存在。比如，减税、放松垄断、放松管制、整饬流通秩序、改革缺乏竞争力的国有垄断企业、减少行政干预等，既能增加总供给，又能平抑物价，可以同时符合“反通胀”和“保增长”两个目标。所以，中国经济政策应尽快从周期管理走向供给管理。避免和减少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挤占效应、行政垄断对创造力的抑制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硬着陆”风险不容小觑。但若想放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又面临持续的外汇流入压力。央行数据显示，8月份新增外汇占款3769.4亿元，这意味着仅一个月时间又有500多亿美元进入中国。要改变外汇持续流入的局面，就应调整当前的对外经济政策，实施“新对外开放战略”——从鼓励出口、追求顺差，到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吸引外资要更重质量不求数量；实施更灵活的汇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