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谁造就了杨喜利——三谈杨武案》一文中，我们对执法者的监督难题做了一个初略的分析，那是外围的，也就是站在执法者这个群体的外面的。这次，我们走进他们中间，走进他们内心，象他们一样思考，来看看监督的问题。
假如我是杨喜利。我自小横行乡里，在武力征服中获得快乐。长大后无一技之长，也不想做一份安分枯燥的工作，联防队倒是一个好去处。平时就少不了与派出所、联防队的人打交道，略施手段加入自然不成问题。混社会的习气自然带入联防队，队友和上司对我的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逾越规矩的试探中我知道我在联防队获得了自由。被监督？看谁敢？除非队长和队友都变成了绝对的好人！真到那时，我也不干了，不当这个队员得了。
假如我是杨喜利的队友。我安分守纪，进入联防队后看到队友们吆五喝六，耀武扬威，我感到与他们格格不入。为了尽快融入这个集体，我跟他们一起执行任务，学他们一样在民工面前摆架子展威风，民工的唯唯诺诺和巴结奉承引起我的快感，我竟然也像我的队友一样有了施虐的欲望。只有在下班回到家中，面对父母亲人及邻里时，心中的柔情才被重新唤起，我也像个普通人一样逗儿女敬父母。被监督？谁愿意呢？在监督下工作多累啊！尤其是在民工的视线监督下工作多难为情啊！当然，如果上级一定要这样做，我肯定要服从，也许我的工作能更心安理得呢。监督杨喜利这样的队友？谁惹得起他呢？即使领导让我反映点情况，我也要退避三舍。让领导去管吧。
假如我是杨喜利的领导。我好容易混到这个位置，那是上下打点付出了代价的。在派出所领导下做事，总得要懂事吧，领导生辰、逢年过节，小小礼包是免不了的。这不是贿赂，是世故人情。上面出，下面就得进吧，否则我的工资怎够填补这个漏洞。所以下属的礼尚往来我只有却之不恭了。既成礼尚往来的朋友，对下面的管理自然就不能太认真了。杨喜利这样的下属，江湖义气重，就对他宽松一点，称兄道弟也无不可，这种煞神的存在对于管片治安还是有帮助的，你看谁敢唧唧歪歪顶撞我们的执法行为呢！他犯点错误也没关系，只要没人敢真的去告，也就出不了大事；就算真的出了大事，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反正他是临时工性质，随时撇清关系就万事大吉了。监督？用不着吧，有党纪国法大原则在那儿，犯事了自然有人告，我再来揪，也就名正言顺，犯不着在平时得罪这些人。况且他们平时都还挺孝敬的，拉不下这个脸哪。主动要求监督？犯傻了吧，谁愿意在监督下工作呢？这样上下和谐就挺好。
假如我是警方的高层领导。官场规则那是古今相同，只要我融入了这个系统，自然就与各级部门、各种权力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互相维护、和谐共处、互相提携，这多好。犯不着去搞行政透明、主动接受监督吧？我是从下面一步步干上来的，各级都有老朋友老兄弟，我如果这么一搞岂不让他们说我挣政治资本？而且这一透明监督，难保不出现见不得光的事，到时不是让自己难堪吗！我的政治前途还得靠安全的、一团和气的下属工作支撑门面呢！
用不着再往上假设了吧？！建国初期政治清明是历朝历代的普遍现象，歌舞升平后就贪腐遍地也是历朝历代的惯例，其原因就是官僚在生长，人情世故在滋生。
那么重庆警界高层为什么能主动开放监督呢？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新到重庆，其铁腕治警在调任前就已闻名；同时适逢市委书记薄熙来唱红打黑，立志整肃吏治，因此能够给予最大的支持。由此看出，在官场纵向权力利益链中，（1）必须有居于某一关键环节的人物充分认识监督对于组织健康的重要性，（2）并且自身清廉、没有陷入盘根错节的内外关系，而且足够强力，（3）能获得其上一级的绝对支持，三者缺一不可，开放监督才能实施并具有生命力。
在已经60余岁的中国，要找到符合以上三点的权力监督改革点是何等艰难！有的有权官员没有政治觉悟，有的自己已经陷入上下关系网，有的本级有条件而上级腐烂因而得不到支持。王立军和薄熙来的组合，也许真的百年难遇。
所以，目前仅见重庆，在重庆也仅见公安系统，虽明知有益而无法推广。
还是回到杨武案。执法监督是如此艰难，杨武们的命运看不到转机，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