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要运用制度、法律、组织和舆论等手段，营造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化环境，协调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要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促进各类中间组织的发育，使农村以行政性和先赋性整合为主的机械整合机制向以契约性为主的有机整合机制转变。在社会整合的具体政策选择上，当前应该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包括贫富分化在内的社会阶层分化，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问题在于，这种社会分化是否具有相应的正当性源泉。自由、开放的社会流动制度具有释放社会能量、减少社会危机的社会安全阀功能。给社会成员提供自由、平等的向上流动机会，就成了阶级分化的合法性源泉。一般说来，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因素即个人的后天奋斗，实现向上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由于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存有希望，因此在心理上认可这个社会结构，也就较少与之抗衡，社会关系就会保持相对稳定与和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的社会分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得益于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那些制约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各种制度政策，要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对于转型过程中资源向上层集聚和阶层界限固定化等趋势，要及早加以调控。在制度安排上，尤其要能够使社会弱势群体有表达自己合法权利和诉求的渠道，必须用法律保护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对于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尤其要用法律手段加以约束和规范。

　　(2)以城市化拓展农村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工业优先和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工业化模式等，使得我国长期以来城市化严重滞后。另外，以前实行的城镇化道路也是有局限性的，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很大程度上也是二元格局限制的结果。大量经验观察表明，小城镇因为规模效益不明显，不可能成为发展第三产业的有效载体，城市化才是合理的、必然的现代化选择因此，必须在农村之外开拓农村居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彻底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平衡和完善城市体系，扩大非农就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空间。

　　(3)将发展教育作为促进农村社会整合的策略。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并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农村中低素质劳动力很难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教育程度在农村居民社会分化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目前我国的教育资源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分配的不均衡和不公正，减少了社会底层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及其子女受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导致农民群体个人相对素质下降，这将会制约农民群体的分化和社会流动。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化的冲击以及国家"刺激内需"政策背景下日益上涨的教育高收费，更使得广大农民和贫困阶层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平等状态，最终限制了整个社会正常的流动和社会活力，阻碍了社会结构的优化。因此，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大力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格局，同时降低教育费用，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使农村人口能机会均等地通过教育实现流动，以适应经济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素质的需求，促进农村居民的合理分化和向城市的转移。

　　(4)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关注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村弱势群体。关注弱势群体，是与社会学"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相一致的。转型的社会代价往往主要是由弱势群体来承担的，弱势群体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更大压力。不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不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11]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工具确保农村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是社会公正原则的重要方面，也是农村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