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体系的失效、以法治国的千疮百孔，冲击着我们关于管理的常识性认识。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管理的视角总是居高临下的。当我们对某对象实施管理的时候，我们是高于该对象的；当我们制定某项管理规则的时候，我们是高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当我们规划某项管理规则的时候，我们是高于规则制定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利己是人之天性，规则总是更多地反映地位较高者的意志，忽略地位较低者的意志。高者因对低者的忽视而制定不出取得低者共识的适宜的规则，低者因其被忽视而没有按规则行事的主动性，如此带来规则的先天不足。

　　在企业里，总经理是管理体系的发起人，管理体系文件更多地体现其意图；各部门中层管理者是其部门管理规则的发起人，部门管理规则也更多地体现其意图。在国家管理事务中，执政党是法律法规的发起人，法律法规更多地体现其意图。被管理对象则处于被动接受和执行的地位，其意愿只有与发起人相符时才会被反映到规则中，不符合则会被忽略，因此被管理对象不熟知规则要求，也缺乏执行的主动性。没有被管理对象的积极参与，就中断了信息反馈的通路，规则的自我完善就成为不可能。

　　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管理理念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源。

　　管理起源于过程。最初始的过程是不需要管理的。当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了管理的需要，此时管理是为过程服务的，它并非高于过程。当管理在过程中日渐重要时，就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由服务变成了领导，形成现在被普遍接受的管理理念。（见拙文《当管理效率与过程效率发生冲突》）

　　把管理还原到服务，是解决管理失效的良方。

　　当管理对象——某过程产生管理需求时，对象各方互相博弈，不断妥协，最终达成共识——形成规则。这样的规则充分体现各方意志，而且在博弈中为各方所熟知，因此能得到各方主动遵守或执行；当情况变化导致不适宜时，各方再次博弈、妥协，形成新的规则，依然得到切实执行。只有在必要时，才产生规则；只有通过充分博弈取得最大共识，才产生规则，其适宜性和完整性是至上而下制定的规则所不可比拟的。

　　例如，企业经营中出现连续质量事故，生产班组计件工资收到影响，自然会发起对事故的分析整改，质量部门、设备部门、工艺部门被参与其中，通过不断试验找到技术方案、通过不断协商找到管理方案，各部门就该事故形成共识，并对预防性措施形成共识，出台管理规则。通过案例协商形成的规则，远比由上级部门制定的体系文件易于落实，也更有实效。

　　在国家管理中，国内难觅真正博弈产生的制度，接近一点的至多是征求意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台过程勉强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小岗村18户农民为解决吃饭问题自己发起了包产到户行动，事实证明产出大增后再形成政策。如果反过来是由国家先制定承包政策，再强制推行的话，执行效果绝不会如此好。遗憾的是，分田到户成为国家政策后就再次纳入了自上而下的轨道。

　　

　　利益相关方通过博弈形成规则，是建立在平等地位基础上的。这种规则如同契约，对规则的遵守如同对契约的遵守。监督和执行规则的人，也是由相关方推举出来的代表，他们不是上级，更不代表不相关的第三方。

　　管理要求自生自发，管理规则由各方缔约，不论从管理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都是优于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程式化管理模式的，对管理失效问题的解决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