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对十堰的移民与开发
计毅波
关于楚人的起源，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一致表明，楚人的始祖是祝融，陆终之世时祝融部落分解为若干个氏族，楚公族是其中氏族之一，嫡祖为季连。季连部落原生息活动于中原地区，是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的民族，从夏开始曾进行过多次的民族大迁徙。商末，为了躲避商朝的征伐和寻觅更为有利的自然环境，季连之苗裔鬻熊率楚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迁移，后来楚人一直把鬻熊尊奉为楚国的开国者。
一、楚的南迁及对十堰古国的征伐与移民楚人最先迁徙的地点是荆山（今陕西省大荔县），后来发展到荆溪河谷（即陕西省蓝田县长水）。周立国之后，楚受到排斥，没有资格参加周天子的结盟，鬻熊仅被授予“守燎”的小职，封地于丹阳一带。中国历史上曾有多个地方都称丹阳，本文中之丹阳位于今河南省淅川县丹水与淅水汇流处的龙城（距下寺不远），因位于汉水之北而得名。当时，楚非常弱小，其封地丹阳一带周围不过百里，但这里是周王朝鞭长莫及之处，又是宜耕宜牧的膏腴之乡，使得楚人得以苟全于乱世。鬻熊死后，其子熊丽率部南移，开始在雎山（今湖北南漳县西北）之间建立统治关系。周成王时期，熊丽之孙熊绎受封为子爵，当时周人经营的重点是东方，无暇顾及楚。楚趁此空隙，一面卑事周室，一面积蓄力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并小心翼翼地注意对周围其他各部落进行团结，从来不以中原来的大国而自居，常常自称蛮夷之国，因此，“甚得江汉间民和”，势力迅速壮大，逐渐形成对周王室的威胁。到周昭王时，周初步平定了东方，与楚的关系开始日益紧张起来，周昭王在世时共对楚进行了三次讨伐，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结束。
西周东周交替之际，周王朝内部混乱腐败，无力控制诸侯，给予楚一个兴起和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首先是楚首领熊渠奋力拓疆，相继伐庸、扬、粤等小国，拉开了楚对外扩张的序幕。到熊通时，为了开发沮漳平原，楚由雎山沿着沮水东迁到今枝江的丹阳，接着熊通又趁东周衰弱，诸侯兼并之机自称为楚武王，摆出了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架势。到楚武王熊通中期，他认识到要想和中原力量抗衡，就必须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把南蛮众小国合在一起，于是开始推行武力兼并和移民开发的政策。从楚武王三十六年（公元前705年）起到五十一年（公元前690年）的15年时间里，楚国连续兼并了十多个国家，这其中包括十堰境内的绞国。公元前701年，绞国参加蒲骚之战，助郧国（今安陆）反对楚国，结果战败，部分郧人跟随绞军北徙至绞国。公元前701年，楚伐绞，问其在蒲骚之战中与郧合谋袭楚之罪，迫使绞订下“城下之盟”，绞国战败后，绞人被楚迁移至靠近豫西的吕国和申国一带。
楚武王死后，历经文王、成王的苦心经营，到穆王时，楚国已是一个能与中原各国抗衡的南方强国。为了北上争霸中原，楚国加快了统一南蛮诸国的步伐。鲁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与陈侯、郑伯会盟于息（今河南省息县），又与蔡侯会盟于厥貉（今河南省项城县西南），准备讨伐宋国，但麇子拒绝这场不义之战，据《左传》云：“厥貉之会，麇子逃归”。麇子的离心背叛遭到楚穆王的痛恨，加之楚要北上争霸就必须首先安靖后方，于是楚穆王下决心灭掉麇国。鲁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11年），楚国伐麇，楚令尹成大心大败麇师于房堵（今湖北省房县一带），楚太师潘崇率楚军攻入麇国国都锡穴。麇国被打败后，楚将麇国迁于洞庭湖，并在今岳阳市东南30里筑麇城以置麇人居住。当时，长江以南还是相对落后的地区，麇人的南迁，固然是楚为了分化、削弱南蛮诸国的需要，但客观上也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习俗和生产技术，有利于这里的开发［1］。
庸国是巴山山脉以东最大而且最为强悍的国家，一直是楚国的一块心病，早在熊渠之时楚、庸之间就发生过战争。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洪灾和大饥荒，庸人、麇人、戎人乘机联合起来攻楚，对楚都构成极大威胁，当时楚朝中大臣建议迁都阪高（今当阳市与荆门间），但楚庄王没有采纳，而是以联合、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的策略，联合秦国、巴国，拆散了群蛮与庸的联盟并使群蛮与楚结盟，又采用以弱骄敌和各个击破的战术，最终消灭了庸国。这样，在80余年的时间内，包括十堰境内诸国在内的70余个蛮国尽为楚国所灭。
楚国的武力兼并，需要经济实力作后盾。经济的增长一是设县收赋；二是移民开发经济。大约在楚武王熊通之时，楚国就开始在占领地设县收赋。楚灭绞、麇、庸国后，分别设置锡县和上庸县，并派县尹进行管理。当时十堰境内由于战乱及麇国、绞国、庸国等国的相继迁走，人口非常空虚，为了开发十堰经济和防御秦、巴军队的入侵，楚国从别处迁来大量民众充实十堰的人口，又驻扎重兵以扼守军事要冲，这些军民的到来，促进了十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楚文化成为当时十堰文化的主导，奠定了十堰古代文化的基础。
二、楚对十堰的开发鄂西北一带，对于楚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楚国成为春秋诸国中的强国以后，为了争当春秋霸主，与宋大战于泓水，与晋发生城濮之战。占领鄂西北，使楚直接逼近晋、秦、巴等强国，对他们构成很大威胁，有利于楚国争霸，同时鄂西北也是楚国保护的重要屏障，因此楚国十分注重对鄂西北的经营和开发。在灭掉麇、庸、绞等小国后，楚设上庸郡，郡下设县，开始对鄂西北进行有效管理。为了防御晋、秦、巴的入侵，楚国在十堰境内驻扎了重兵，并从其他地方迁移民众以充实十堰的人口。这些军队及移民来到十堰，需要很大的军饷粮秣，而就地发展经济以解决军需，制作兵器以补充军械是比较明智之举，因此客观上促进了十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一）农业自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成为中国的两大农业基地，由于自然条件不同，长江流域以种植水稻为主，黄河流域以种粟为主。十堰市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之间，属粟稻间作区。春秋时期，十堰的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水稻的种植技术有了明显提高，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流行火耕水耨法，这种稻作方法，北魏贾思勰在其《齐民要术》里作了详尽介绍。即水稻收割以后，留下较长的稻杆，经曝晒，与杂草一起焚烧，以草灰作肥料，称为“火耕”；所谓“水耨”是在水稻插秧之后，先把稻田里的水放去，再用脚把长出的杂草轧入泥中，经一两天后杂草硬结在泥里，再灌水入田，杂草就腐烂于泥里化作肥料，这样操作两三次不等。今天看来，火耕水耨法虽然粗放，当初却是因地制宜的良法。
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明显改进，铁制农具开始使用，和青铜器农具并存。目前虽然在十堰市还没有当时使用铁器的考古证据，但在十堰的周边县市却有不少相关发现：陕西省安康市旬阳、茨沟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铁制农具，有铁锄、铁镰、铁铲、铁锚、铁铧等；河南省毛坪楚墓、下寺楚墓群出土了100多件铜器。以上考古发现证明，当时的十堰已处于青铜器时代向铁制农具时代过渡的阶段，铁制农具的出现，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创造了条件，是当时十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使用铁器的同时，牛耕作为一种先进事物开始普遍为人们所熟知，不过原来习惯的耦耕制，在生产领域还起着一定作用［2］。
劳动工具的改进，促进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十堰市很早就有兴修水利事业的传统，据清康熙《郧阳府志》载：“自井田制废而阡陌开，沟洫之法一变而为陂堰”，说明十堰利用陂堰灌溉的历史由来已久。与郧县隔江相望的柳陂，应是一个古老的灌溉工程，可能是郧人迁徙至绞时所开发，郧人原居湖北安陆，那里紧靠云梦泽，在河网地带筑陂溉田是很有经验的。他们随绞军来到绞地之后，因地制宜开发柳陂，栽种水稻，于是便将修陂种稻的经验带到了十堰。楚国控制十堰以后，开始在境内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相传郧县城郊东菜园村的伍子胥堰即于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所修。该堰堰体是由糯米汁拌石灰浇合而成的滚水坎，高五米，顶面长144米，宽60米。渠堰南北走向，两端建有拦水堵，以拦水排洪使用，北墙偏北延伸，长165米，高3米，宽15米。南墙长40米，高1米，宽1.5米。配套工程在堰的东南方，全长18公里（包括解放后修建在内），渠水自流灌溉，面积约三千亩。此堰虽历经2700多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二）冶炼与中原相比，楚国的资源优势突出地体现在铜上。当时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楚国在十堰驻扎了重兵，这些军队所需军械一部分由别处转运而来，另一部分则就近制造，已被文物部门发现的郧县安城铜矿遗址就是一个证明。安城铜矿遗址位于郧县西50里安城乡，属洞穴式矿井，出入两口，一口在山顶，一口在山腰，两口相距200米。山腰处洞高2.5米，宽0.8米，深65米；山顶采矿洞穴略呈正方形，洞口4米见方，近洞4—7米处依次分6个岔洞，洞成倾斜坡状，深约80米，洞穴有条状、鸡窝状采铜痕迹。整个采矿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据鉴定，该矿为古楚国冶铜遗址，这座遗址是目前为止在汉江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保持完好的古冶铜遗址。
（三）风俗、文艺楚人崇巫信鬼。巫，在今人看来不过是歪门邪道，装神弄鬼而已，但在楚人看来，却是唯一的学术。它不局限于巫法和巫技，并不是全部的原始宗教，其中也荟萃着早期的艺术即诗歌、乐舞、美术以及天文、历术、医药等，这种风俗对十堰的影响很大，其遗风至今犹存。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在记述武当郡（今丹江口市）风俗时说：“汉中风俗与汝南郡同。有汉江川泽之林，少原隰，多以刀耕火种。人性刚烈燥急。信巫祝，重淫祀，尤好楚歌”；“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鬼巫，重淫祀。”［3］ 武当郡周围各县也是“俗陶秦楚之风”，如房县“俗信巫魉，重神祀”；郧县“信鬼不药”，“信鬼尚巫”。这些史料都反映了十堰地区弥漫着的信鬼、崇巫、神祀的社会风尚。楚人之神道巫风还是武当山道教的重要源头之一，武当山道教颇具特色的符箓、斋醮、科仪等多取自楚地巫术［4］。
楚巫善歌舞，以取悦鬼神，《楚辞·九歌》即源于楚地民间祭神歌舞。楚辞的宗师是屈原，据传十堰是屈原创造楚辞之“骚体”的源泉地之一。早在春秋以前，民歌在十堰就十分流行，据《房县志》载，《诗经》的采风者，周宣王时太师尹吉甫曾采风于家乡房陵。“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丹江口市从楚国时流传下来的民歌，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创作的“骚体”民歌，就是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元前305年，楚三闾大夫屈原因为厉行改革，实行法治，举贤授能，破除腐朽的世袭制度而触动了旧贵族集团的利益，被楚怀王一纸诏书流放汉北，从此，十堰的山水烙上了这位伟人的历史足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版独处此异域”，“长濑湍流，沂江潭兮”，这是屈原在《楚辞·九章·相思》里抒发的情怀，大意是说，“有一只鸟从南方飞来啊，栖息在汉水北方，一只异常美丽的鸟啊，却离群独处异域”；“岸边的浅水急急流过沙滩，我正在汉水的深处逆流北上”。十堰的古老民歌给予屈原以灵感的源泉，诗人又把自己的伟大创造撒播在了十堰。
周人尊龙，越人尊蛟（鳄）、巴人尊虎，而楚人则尊凤。凤凰，象征高贵圣洁、吉祥如意，是楚人崇拜的和敬仰的图腾，“楚辞”中就有多处讴歌“鸾鸟凤凰”的诗句，其遗风至今还在对一代代荆楚人民产生着深深的影响。在今天湖北的武汉市、十堰市、洪湖、潜江、通山、崇阳等地民间舞蹈中凤舞一直经久不衰地流传着，全省近30种民间舞蹈中许多是以凤命名的舞蹈动作，如“凤凰展翅”、“凤点头”，还有相当多以凤命名的音乐曲牌，“凤凰点子”、“凤还巢”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十堰市郧县的《凤凰灯》，以其美妙的音乐、精湛的工艺造型、典雅细腻的拟人化表演、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楚天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其传统节目《丹凤朝阳》更是令观者心旷神怡，宛若置身仙境。每当春节、元宵及各种灯会之时，“凤凰灯”的出现是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人们只要一听见“凤凰点子“那美妙的音乐，就会争先恐后地循声而出，“凤凰灯”所到之处，人们都要燃放鞭炮热情相迎。旧时达官贵人过生日，也要用“凤凰灯”来贺喜，玩凤凰灯的艺人往往深受人们的尊敬，这一切都说明了郧县人民对凤凰的崇拜与尊敬。1991年，《凤凰灯》被正式收集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北卷》。如今，郧县《凤凰灯》已成为“中华一绝”，多次在全国各地演出，并被中央、湖北省及十堰市等各级电视台所报道，1996年，《凤凰灯》节目受到文化部和湖北省嘉奖，成为“楚人尊凤”的象征性代表。
此外，楚人尚左、尚东、尚赤，招魂、拜日、崇火、敬祖、忠国等风俗至今仍在十堰百姓的节日和婚丧嫁娶等活动中有所留存，譬如过年生火、嫁女绣凤、丧事招魂、男左女右等。
（四）楚长城的修建楚秦相争时期，为了防御的需要，楚国在其北境修建了一条蜿蜒千里翻越崇山峻岭的军事防御工程，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内长城。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关于楚长城的存在与否及具体方位问题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谜，人们对之众说纷纭。1981年陕西省安康地区文物普查队在旬阳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楚长城的遗址和遗迹，有些城洞至今还很清楚；1983年湖北省郧阳地区（今十堰市）文物普查队在竹溪、竹山也相继发现了楚长城遗址，这些发现证实了楚长城的存在。今天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楚长城已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它西起十堰市竹溪县，经旬阳、竹山、再到河南巩县、内乡、崇县、兽山、舞阳、方城，最后直抵泌阳县。楚长城在十堰境内的中心地段在竹溪县和竹山县，全长180公里，呈南北走向，蜿蜒曲折断断续续，依山势而建，因地制宜，悬崖峭壁处凭天然险要而异，平坦处则城墙雄立，有石处石垒，无石处泥夯。现存的城垣，全部采用不规则的青色长形或方形石条垒砌而成，凡至道路口均设有城楼、哨卡。现在尚能比较清晰看到的遗址有六处，分别是铁桶寨、王家寨、关垭子、柳树垭、火龙垭和梓桐垭。
楚长城是古老祖先留给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其遗址的发现，对我们研究楚文化、古代战争等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正明，刘玉堂．湖北通史·先秦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王肇磊．清代移民与鄂西北的水利问题［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
［3］太平寰宇记．校宋版重刊（红杏山房藏版）．
［4］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
The Im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hiyan of
JI Yi-bo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ubei University of Automobile Industry, Shiyan 442002, China）
Abstract:
Key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