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屈赋里的楚国文化


透视屈赋里的楚国文化

 

李霁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文化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但一个地方文化总是在或多或少地吸收其它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前进的,楚文化也是如此。无论是秦弓吴戈,还是齐缕郑络;无论是郑歌赵箫,还是吴歈蔡讴,都能说明楚国在广泛地吸收中原各国的文化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楚文化所蕴含的东方色彩和巴蜀色彩很浓,这从屈原的诗词里就可窥见一斑。

屈赋根植于楚国人民对古代圣贤的敬慕和爱戴,是楚文化富于“东方”色彩的一种表现[1]。首先是对舜的敬慕和爱戴。屈原作品中不只一次提到舜,除了和尧并称“尧舜”外,都虔敬而亲切地称之为重华。他神思驰骛,轻举远游,过东西南北皆匆匆,独南及于九嶷而大事铺叙;二女歌《韶》,湘灵鼓瑟,螭象并出,鸾鸟翔飞,隆盛已极。祝融在这里并非主角,“将往乎南嶷”才是他心情激动、文思潮涌的原因。他在人间找不到知音,就在想象世界里把自己托付给前圣。这前圣不是尧,不是禹,不是颛顼,不是祝融,而是舜。他有时向重华“跪敷衽以陈辞”,有时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当这样的梦境也难以寻觅时,便悲叹着“重华不可遌兮”,准备托彭咸之所居。他对舜的信奉和爱戴就是对东方文化的敬慕和向往。

其次,在《九歌》祭祀诸神篇章中,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祗的恭敬,赞美和依恋,而东皇太一最为尊贵,这是楚国的习俗。“东皇太一”即天帝,为南楚濮獠民族所奉创造神。“君”为日神,“云中君”为月神,二神同隶天神,又为其族保护神。“湘君”、“湘夫人”同为沅湘之神,即其族社神。“大司命”、“少司命”同为司命之神,主生人寿夭、善恶果报。“河伯”、“山鬼”为一般山岳河流之神。“国殇”、“礼魂”皆祀人鬼。这东皇太一的名字,东、皇、太一,无一不表示出“东方”的色彩,无一不体现了楚国文化对其它文化的吸收与发散。

屈赋里除了表现对诸神敬仰外,还表现出对历史贤明君主的爱戴。其中还有一个细小的地方很值得我们玩味,就是屈原在同时提到禹和汤时,总是称作“汤禹”,而不作“禹汤”,前后三次都是一样的。说明了这样的次序安排完全是有意识的。无论是从历史人物的时代先后来说,还是从周人对禹和汤的评价来说,屈原这样排列似乎都没有道理的。这也许正象辛稼所认为的:“这只能从楚文化源于东方,楚人对商的感情要较对夏的感情为深来解释。犹如我们说“中美友好”,而美国人说“美中友好”一样。“汤禹”的排列[1],也有一个主从、亲疏的关系在内。由此可以看出楚国对中原东方文化的吸收是兼收并蓄,有选择、有取舍的”。

屈赋里对君爱戴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先贤的热爱也无处不在。其中先贤圣人彭咸就是他钟爱的对象。屈赋中七次提到彭咸。屈原自述自己的人生学习榜样是彭咸,《离骚》“愿依彭咸之遗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抽思》“指彭咸以为仪”,《思美人》“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风》“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昭彭咸之所闻”、“托彭咸之所居”[2]。那么,彭咸究竟是何许人也?王逸《楚辞章句》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2]但是,王逸所说的彭咸其人,以及投水死谏其君的故事,未见于任何其它早于王逸之前的古籍,颇让人怀疑其人其事乃王逸根据屈原投水传闻而逆推出来的。例如,林庚先生在《彭咸是谁》一文中就认为彭咸具有治世之才和隐者的双重身份。其实,屈原所说的彭咸,并非一定是一个名叫彭咸的人,也可以是某两个人的合称,例如巫彭、巫咸的合称,或者彭铿(彭祖)、巫咸的合称,类似老彭是老聃、彭祖的合称一样。巫彭,《山海经·海内西经》[3]开明六巫之一,《大荒西经》灵山十巫之一,《世本》云:“巫彭作医”,系古代著名的巫医。巫咸,《归藏》称巫咸为黄帝作筮,《路史·后纪三》称神农使巫咸主筮,《世本》称“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外国图》称“昔殷帝太戊使巫咸祷于山河”,在《山海经》里巫咸相当于群巫之首。屈原在《天问》中写道:“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长?”我国徐州一带以彭祖为餐饮业的祖师,相传彭祖为帝尧的厨师,被封于彭城。根据巫彭、巫咸、彭祖的生平或职业特征、爱好,可知无论彭咸是指巫彭和巫咸,还是指彭祖和巫咸,他们都不曾、而且也不会投水自尽的(对比之下,彭咸更可能系巫彭、巫咸的合称,因两者的名称结构相同、身份职业相同,巫者出身的屈原以他们为人生榜样乃顺理成章之事[4])。那么,屈原为什么要以彭咸为榜样呢?这是因为,屈原本名灵均,出身巫者家族,他的故乡秭归正是灵山十巫所在地,因此屈原以古代著名巫者为学习榜样,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进一步说,巫咸既是杰出的巫师,又曾经参与政事并有所成,完全与屈原的出身和人生抱负相符。据此可知,以彭咸为人生楷模的屈原,同样是不会采取投水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事实上,屈原写《离骚》时,尚充满着许多期待,毫无轻生的念头,却在《离骚》中两次表示自己要以彭咸为榜样,显然屈原眼里的彭咸并非以投水死谏而著称。可见东方文化对屈原的影响之深。

屈赋所传三代历史实事,以周代事略,夏史较详。第一个以帝喾即高辛,玄鸟乃帝喾所命名的,是屈赋。后来《礼记·祭法》把“商人舜帝”改为“商人喾”,似乎唯一的文献根据就是屈赋了。而且屈原对商族起源的故事津津乐道,他在《离骚》、《天问》、《思美人》中三次提到简狄之名,《天问》中更为明显与突出了。可见楚国当时对有关商代历史的传说故事是相当多的。《天问》里提及的商代先王王亥、王恒、王季、上甲微读世史实,古代史书皆避而不传,只有《天问》频频涉及,这与三千年后对卜辞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足以说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极其深远的渊源。至少能看出楚文化的东方色彩很浓。

屈赋不仅记载着楚文化,而且还承传着中原文化。如传说中夏代的古乐,虽名存实亡,但其名多存于屈赋里,屈赋晨所说的“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即是。此记载与《山海经》同,显示了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共同之处。都是受到了中原文化辐射而保留下来的自身文化。中原文化之影响巴蜀文化,又从而影响楚文化的,还可以以“乘二龙”的传说作一例证。夏族以龙为图腾,而且夏人关于龙的传说,往往提“二龙”。这传说传到巴蜀,《山海经》里的夏后开也就一出场就是“乘两龙”。夏后开之所以能上天,就是靠乘两龙。推而广之,《山海经》系统的四方神句芒、祝融、蓐收、禺强,加上一具作夷,也都是乘两龙的。这种神仙乘龙的神话传说,一直影响到后来的道教。楚居巴之故地,所以楚俗也有神仙乘龙之说,反映在屈赋中,不但《九歌》诸男神只东皇太一例外,余皆乘龙,云中君“驾龙”,湘君“驾飞龙”,大司命“乘龙”,君“驾龙”,河伯“驾两龙”。而且屈原本人只要一张开幻想的翅膀,就驾龙乘凤,东南西北,无远不居了。当然,在楚文化里,龙凤已经融合,这一点与夏文化是不同的。

屈赋里古代神话传说很多,都是中原文化中已有的传说。《九歌》里的山鬼、湘君、湘夫人,《天问》里的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在屈原笔下,对羿就颇有微辞,他称羿为夷羿,说他“淫游以佚败”,“好射夫封狐”,“乱流其鲜终”,他本来是受天命来“革孽夏民”的,可是却干出了射夫洒伯而妻彼洛嫔的荒唐事,对诛凿齿之事则一字不提。而在《山海经》中说羿是帝舜的后裔。《海内经》[3]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舜与羿的关系不正深吗?在《山海经》里舜的地位最为神明,日月者阳他的妻子所生,《山海经》里所保留的古代神话多靠楚人的传说,而屈赋正是传承这一文化的桥梁。

此外,屈赋对“颛顼”提到甚多。《列子》云:“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百川水潦归焉。”《天问》也说“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这开天辟地时的斗争,所争的当然是天帝而不是人间的君王。颛顼的故事我们后人知道的不甚多,但《山海经》里记载颛顼的地方极多。如“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颛顼之子不死,颛顼可想而知了。再如屈赋里对西方昆仑无比的眷念,“昆仑悬圃,其尻安在”;“愿至昆仑之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等等。究其原因,恐怕并不是“楚之楚先来自西方”。屈原向往昆仑,一则因为巴蜀传说中以昆仑为“帝之下都”,《山海经》提到昆仑的次数在古籍中要算最多,而且把昆仑说得再好也没有。巴蜀文化是楚文化的一个组成因素,立于不败之地的昆仑神话自然会影响屈原的观念,打动这个一生追求美好事物的诗人的心,再则就恐怕与“窜三苗于三危”的传说也有关。楚国的故地,原为三苗所居,三苗的别支,又是楚国的基本民众之一。屈原对三苗的去向不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他在《天问》里问道:“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就是问的楚蛮的祖先徙往何处去了。《书·禹贡》:“三危既宅,三昔不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这些文献资料,屈原是能够看到的。楚蛮的祖先,是迁到三危去了,那里有黑水入于南海。这样,屈原自然要向往了。因此屈原眷念昆仑,是巴蜀文化和楚蛮文化在他观念中融合与升华的结果。从这可以看出代表西方的巴蜀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

总之从屈赋里可以透视出楚文化是在兼采东方华夏文化和巴蜀文化基础上,发展成自己特有的文化。因此对屈赋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楚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古代楚国的了解,对于今天弘扬民族文化亦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辛稼.论屈赋和楚文化的渊源[A].荆州:荆楚文化研究,1992

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郭沫若.中国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On the Chu Culture in Qu-Yuan's Odes

LI-J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Arts, Jingzhou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Jingzhou 434020,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u Culture was profound and full of connotations. A perspective view of Qu-Yuan's odes can help to analyze ancient Chu State's customs in history, economy and culture, which is good to understand and carry forward the profou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the Chu Culture.

Key words: Qu-Yuan's odes; perspective; Chu Culture; Pengxian; riding a dragon; three seed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