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县抗日宣传活动史实
冷 遇 春
引 言
郧县老人常谈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和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事，言者引为国耻，听者义愤填膺，可谓起了宣传教育作用。此后历经济南惨案、东北沦陷，淞沪战争，“七七”事变，不少具有爱国热忱的知识青年，自觉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唤起同胞同仇敌忾。而今他们有的已经作古，健在的也多步入耄耋，虽则事过境迁，但回忆起往事，犹觉热血沸腾。
据知，自全面抗战、武汉沦陷以后，郧县一跃为鄂北文化中心，各种宣传机构汇聚，抗日宣传活动迭起，其热烈程度，较之战时省垣恩施还胜一筹，在群众中所起的鼓舞作用，亦属空前，的确值得为文记之。但查旧郧县政府上报之《郧县抗战史料》，只字未提郧县抗日宣传事实，导诸存档敌伪“书面交待”，多支离破碎，且不无讹误。岂可一一置信?近年来，为文者以有掩滥竿之嫌，引其非议，欲书其事，尤不可不慎。笔者是参与抗日宣传活动的过来人，曾受当年同合粉面者敦促为文，一直留心于这方面的史实调查和积累，为了再现实历史面貌，敢冒不韪，据实记叙其事，虽则已有人为文涉及，但本文之旨不在争鸣，而在澄清史实，并借以酬答关心此一史实之诸君。
一、开源导流
早在1927年初，郧县共产党人已公开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教学生唱《打倒列强》，其矛头所向，显然不限于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四·一二”事件，郧县共产党组织遭破坏，其后共产党人虽转入地下活动，但《打倒列强》的歌声还有所闻。
1931年“九一八”，日军炮击沈阳，次年元月，东北全境沦陷，并发生了“一·二八”淞护抗战，先后有“收复失地”“誓雪国耻”“誓死保卫大上海”、等标语出现于街头，也有游行示威和聚众演讲，甚至有人写信给淞沪抗日前线的十九路军，鼓舞士气，当时还流传这样一则故事:淞沪抗战时，汽车司机胡阿毛被迫给日军运送军火，驶至黄浦江边，将方向盘一转，一车军火，连同押送的日军坠入黄浦江，表现了胡阿毛宁愿牺牲自己，不愿伤害同胞的高贵品质。闻者无不称赞，而且激起了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其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
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而地方对抗日宣传活动却惧于人民抗日的呼声，未敢强行制止，抗日宣传的圣火，始得蔓延，这个源头是郧县共产党人打开的。
1 935年“双十节”郧县县立完全小学，借庆祝之机，演出古装话剧《戚继光》和哑剧《觉醒》:前者取材于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小学生万有文库》，后者系完小教师赵葭灰所编，分别由江新民和赵葭灰两位教师执导演出。哑剧的大意是:一个中国人，手执双刃守土，沉睡间一个日本浪人来窃取，屡有所得，以致不少省份被割掉。最后，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大吼一声，赶走了贪婪的日本浪人，收复了失地，沉睡的中国人觉醒了。以前，郧县有一个新剧社，演“文明戏”。多是自编自演，受此影响，以后也增有抗日救国的内容了。
了。
在此期间，市面上有共产党人经营的流通书报社，学校里有共产党人组织的读书会，在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宣传抗日救国。
由于抗日救国是人心所向，所以1936年暑期，郧县地下觉的组织虽被驻军破坏，并逮才了燕若痴、赵葭灰、江新民等十多名共产党人，却未能抹去郧县人民的抗日意识，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在这一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大多数人的思想，倾向于张、杨一边。甚至1937年5月在郧县举行的第八区二届运动会发表的“宣言”，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姑且录一段如下：
“我国自“九一八”迄今，稍有热血的人们，时刻未忘锦绣东北四省。敌人时常在国内示威侮辱，实则令人骇闻。边省自治活动，实权早操诸外人之手……国势危如累卵，国人苟不努力，则大汉民族难逃弹药灰烬……惟有提倡体育，养成健全的国民共赴国难。”
从这一点看来，即使领导阶层，在当时还是有和人民相通的心声。这也不可否认，它是由郧县共产党人打开的源流导引出来的。
二、东风烈火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郧县即不乏继承传统，坚持抗日宣传的进步青年。如史定、赵志，除向同学交流进步书藉，还在家里办壁报，发表抗日救国意见，甚至公开在学本门口发表文章宣传。赵志当时即因此故，被中学校长夏昌桃开除。既发生事变以后，国共两党第二次进行合作，团结抗日，这才有利于进行宣传活动。1937年郧县共产党人燕若痴、赵葭灰、江新民等被释放归来，受到郧县青年热烈欢迎，重新燃起抗日宣传的烈火。当时郧县不少市民早上贪睡，与抗战精神很不相称，他们便组织中小学生，编成几个“晨呼队”，每天清晨，走街串巷，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抗战口号，甚至挨家敲门，催人早起，经此一举，促使郧县市民渐渐革除了旧习。与此同时，又发启倡导“一日一分运动”，即每天坚持积一分钱，长此以往，积少成多，捐给国家。这一工作后来用别的方式代替了。
这时，郧县藉的老地下党员杨献珍也从北平出狱，正在山西负责筹办抗日随营学校，曾写信给其三弟杨邦理，嘱他配合郧县地下党人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工作，赴抗日前线。当时郧县部分爱国青年正思报国无门，经地下党人的宣传鼓动，投笔从戎到山西者，达三十余人，史定文，赵志亦在其中，如果不是后来国军封锁了通道，将会有更多的人前往山西。
1937年9月，燕若痴等准备筹建郧县抗日救亡工作团。11月郧县教育会成立，57个会员中，有部分共产党人。常务干事何久德(革命烈士何耀祖的祖父)利用职务之便，号召学校进行抗战教育，发动教师、学生宣传民众，树立抗战必胜信念，地下党人借此机会，公开从事左日宣传活动，经过备案手续，组织了郧县抗日救亡工作团，这是郧县第一个宣传抗日的团体，成员中有国共两党党员，也有非党人士，但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共产党人。
不久，抗日救亡工作团改为郧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以赵葭灰为团长，燕圣域为副团长，
燕若痴为指导员。事实上这个团体已完全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机构。团员四十余人，多是郧藉
小学教师和中学学生。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演抗战话剧，唱抗战歌曲，呼抗战口号，讲抗战时事。舞台上打破了过去男扮女装的一局限，发挥了郧县妇女宣传的才智。过去残余的靡靡之音，为之一扫。燕若痴不仅是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实际参加演出。演剧使用的是郧畏话。曾演出《米》，《第七号人头》，《血洒睛空》等剧目。在街头演活报剧。并常到军性院作慰问演出，替伤员写家信，帮伤员洗衣服，虽然都是义务职，可工作非常认真，很有生气。
那时省里也有宣传队到郧县来。1937年9月，部分平津流亡学生集中在武汉，省教育厂登报招考宣传队员，凡善于绘画、演讲、戏剧、音乐，无线电者，均可报考，训练三个月，即行编队，分赴湖北各县向群众宣传。1938年初，派到郧、均来的是湖北省战时巡回宣传任第二十八队，队长是省教育厅的一位科员，成员五人，宿省立郧县初级中学，他们的任务责从事抗日宣传，兼及视察教育。郧藉陈启荣当时系该队队员，据他谈，有两个来自北方的队员，莅郧以后，便同郧县地下党人燕若痴等有接触。该宣传队在郧县呆了数月，常组织中小学生下乡演讲，教唱歌，散发或张贴标语宣传画、告同胞书之类的宣传品。队长只在学校周旋，队员行动还比较自由。其后到郧西，再到均县。因接触已引起国民党注意，反映到省，便被调回武汉接受整编，有些人在整编中便被精简了。郧县从事抗日宣传的人员虽然也有变更，但宣传人员的心情依然炽烈，如火如茶。
三、外来渗透
自“七七”事变，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拱手将山东大片国土送给日本侵略者。山东各县中学学生纷纷逃亡南下：旋奉教育部之命在湖北成立“国立湖北中学”，于1938年春徙郧、均两县。教职员近千人，按实际需要超过半数，于是教育部将编余人多组成第五战区服务团，以光化为基地，在五战区所辖范围作抗日宣传工作。郧县也是该团光顾的一个县份。郧县人民传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派宣传队到郧县作演出宣传，实际就是这一回事。
国立湖北中学在郧均之际，只有半年，上课只是一个名义，较多的时间是在校外作抗「宣传工作，这可谓是外来渗透，郧县抗日宣传加上这一把力量，气氛就更为炽烈了。
他们的宣传组织较多，从东关到西关都有他们的壁报，演出也相当频繁。有个名为“狂飙”，的宣传队，贴出的壁报大方、醒目，插画更富吸引力；演出的话剧泼辣，逼真，扣人心弦。《放下你的鞭子》，剧情进入到一位青年跳上舞台揪打卖艺老人时，观众哗然，引起一阵不安，直到弄清是剧情，才又平静下来。他们组织的《黄河大合唱》演出，朗诵清晰，感情充沛，歌声或高昂或沉，节奏鲜明有力，确能振奋人心。每次演出之后，观众总是跟着一起高呼抗日口号。
还有个不知名的演出队(疑即上述第五战区服务团)是由教职员组织起来的。有些成员出自戏剧学校或艺术学校，表演水平较高。演出《古城怒吼》《前夜》《塞上风云》，虽在广场，观众也鸦雀无声。他们的“国语”都说得流利，郧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成员观看之后，深受启发，为以后改土话为“国语”引出了一条路。
据崔力明的《抗日初期的国立湖北中学》一文透露:“(国立湖北中学)学生之所以能走出学校，面向社会作有益的工作，这又是秘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活动的结果。”他们的宣传活动，除郧县之外，还在均县、南阳，而且是频频地活动。1 938年夏，中华抗敌文艺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鄂西北访问时，学校邀请了柞家姚雪垠、臧克家、成仿吾、田涛等到校作演讲，对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都起了一定启示和开导作用。在郧县的国立湖北中学校长宋还吾本身就是一个宣传鼓动家。这一系列的抗日宣传活动，无疑提高了群众的抗日情绪。而这一系列的抗日宣传活动，在鄂西北之所以得顺利进行，也是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明智分不开的，他在这一方面可谓是开放派。
1 9 38年8月，中共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同李宗仁达成协议，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五战区所辖范围内展开抗日宣传工作。旋因武汉吃紧，长官部迁襄樊，钱俊瑞任文委会主任，胡绳担任《鄂北日报》编辑工作，处于后方的郧县人民，经常可以从该报看到前线新闻、时事解说、短评、综述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文章；郧县的报纸或简报，有时也作些转载。当时湖北省立联合中学郧阳分校已在郧县成立，教师和学生也不乏为该报编撰稿的人。同时联中各个班级都办壁报，学校还临时组织宣传队走向社会。1 9 39年3月，鄂北日报》改名为《阵中日报》因襄樊告急停刊，1 9 40年元月在老河口复刊，它的副刊《台儿庄》最受郧县知识青年欢迎，其中爱好写作者经常为之撰稿，向包括郧县在内的第五战区人民进行宣传。
在此期间，襄郧师管区有一个宣传队，来郧表演唱歌、演剧。剧目多表现战斗场面。其后，这有一个自江苏流亡到郧县的新剧二队，曾在体育场、土坑坡演出京剧和话剧，他们演的话剧多是自编，艺术水平不高，但能揭露时弊。亦有宣传抗战、鼓舞士气的剧目，起了一些作用，再后有国军三十一集团军的京剧团来郧演出，虽则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有一定观赏的价值，但对鼓舞民众的抗日情绪来说，却无济于事。
四、花开有谢
1938年5月，郧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例行改选，陈洁当选为团长赵葭灰当选为副团长，领导权有所变更。工作团活动的据点由鲁班庙移至国民党郧县县党部内，工作诸多不便，赵葭灰白动退出，不再问事(对此部分拥赵者认为是失策)。陈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参加者较之以往为多，分工也比较细一些了，尚能发挥固有的精神。陈洁家里经营同兴德副食商店，在经济上给以支援，解决宣传费用开支，又得到多数爱团青年支持，所以能打开局面。
这时郧县正在筹备成立三青团郧县分团部，未几即宣告成立，它在郧县抗日救国团强行发展了一批三青团员，也正是这时，三青团郧县分团部干事长石宗林宣布成立郧县青年剧社，吸收湖北省立联合中学郧阳分校具有表演艺术能力的学生参加；另一方面，石又向党务督导专员杨子福反映：“青年组织应归三民主义青年团领导”，而在郧县不能有两个并存的青年组织”，要求将青年抗日救国团并入青年剧社，由三青团郧县分团部领导。但遭到郧县青年的反对，向石提出质问。陈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请准将“郧县青年抗日救国团”改为“郧县抗敌剧团”，并请陈启荣(前省巡回宣传队队员)起草《郧县抗敌剧团宣言》和《血与火》等宣传文章，在《志城报》发表。这个宣传团体换了一个名称保存下来了。
1938年，还有一个存在许久的戏剧研究社，利用业余时间演出京剧和汉剧，当年曾由张志固主持募集慰劳前方将士款，义演三日，另有一个以“郧县抗敌后援会”名义组织的宣传工作团，刘天经任团长，下设讲演、艺术、编撰三个队，尚未征集队员，仅在各城门悬挂了大型抗日宣传壁画，其实作品还是来源于抗敌剧团张润泽、何仁先、朱光泽等人之手。
1939年春，陈洁另有它就，抗敌剧团由张志固任团长，并接纳戏剧研究社成员，扩大其规模。一下设京剧、汉剧、话剧、壁报、歌咏五个组，分别由宋延序、周余三、冯光远、何仁先、李泰福任组长。1 940年秋，冯光远随师范学校迁往房县，由李泰福继任话剧组长。京、汉剧虽则多是旧传统剧目，但也注意尽量排演富有教育意义和具有抗敌意识的戏剧。如《打渔杀家》、《太白观表》、《盘肠大战》、《苏武牧羊》、《精忠报国》等，都深受群众欢迎，剧团还曾经计划动员全团演出现代京剧《碧血黄花》(歌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白山黑水》(反映东北义勇军抗日事迹)，后因部分团员升学他往，未能实现。话剧演出较多，自1938年至1942年，先后演出了《芦沟桥》、《放下你的鞭子》、《黄呢制服》、《皇军刺客》、《前夜》、《古城怒吼》、《人与傀儡》、《黄浦月》、《荒漠茄声》《塞上风云》、《杏花春雨江雨》、《菱姑》、《海螺》《七条步枪》、《三江好》、《面子问题》等剧目。歌咏在这几年先后唱了《救亡歌》、《流亡三部曲》、《九一八小调》、《流浪者之歌》、《流民三千万》、《义勇军迸行曲》、《打回老家去》、《到敌人后方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歌八百壮士》、《家乡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沂队之歌》、《好男要当兵》、《送郎上前线》、《慰劳伤兵歌》、《我们是青年的演剧队员》、《妇女解放歌》、《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还曾把《玉门出塞》一句“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中的“碧眼儿改为“木屐儿”唱出去。此外，还偶而有大鼓、快板、莲响、相声、杂耍、莲花落、敲碟子、口技、“卖梨膏糖”、唱西洋镜等短小节目，插于演出间歇中，适应广大观众的口味。
剧团每次演出，都通过伤兵管理所，邀请伤员前排就座观看。伤兵管理所也派专人协助维持秩序。到医院慰问，大家徒步来回行三、四十里，吃点自带干粮，也不以为苦，这种积极性，一直保持很久。只是后来剧团被挤出了县党部，而迁移的新地址藏庵，也相继被驻军占用，加之地方领导不象以前那样支待宣传活动了，又缺乏经费，于是活动趋于低潮，从前那种热烈的劲头便一去不复见了。
又郧县旅房学友励进会曾考1940年办《新生》壁报，宣传抗日，常寄给抗敌剧团代为张贴，文字、插画都很出色，历经三年，其后也随之沉默了。青年剧社的负责人是徐时遇，其成员多是襄、樊、随、枣一带的学生，也是义务职。他们的活动没有抗敌剧团那么频繁，两家唱的歌曲多雷同，而演出的剧目则截然不同。青年剧社多爱演有特工的剧目，如《天字第一号》、《黑字二十八》等，它如《电线杆子》《残雾》也都演得出色，不过由于他们演出的措施失当，往往不是有驻军闹场，便是有伤兵寻衅，所以屡见不欢而散，由于当时石宗林把青年馆的经营权抓在手里，每次演出便有一次款待，这是抗敌剧团从没有的事。他们除演剧之外，还在三青团郧县分团部直接领导下检查日货，并曾焚烧从王福记、马鸣记等商号检查出来的日货。其所属房县和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两个区队，在房县也有类似的活动。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和郧县当地人比较，确能抹下面情，做得认真。
1 9 42年，抗敌剧团和青年剧社都自行瓦解了，在郧县的抗日宣传活动也冷落下来了。当年5月，新成立了一个郧县宣传委员会，以宣传“抗战建国’的名义号召了一部分学生和教职人员组织社教区队，到农村作巡回演讲、演出，郧县藉学生陈德根、张保武、傅一勤等都在组织宣传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十堰、黄龙、白桑、杨溪、不仅宣传，还深入访问，了解农民的疾苦，连续两年，都有类似的活动。其后，因为国民党郧县县党部书记李殖，所提要求有违“抗战建国”之旨，参加社教区队的成员，多纷纷退出，社教区队也趋于瓦解，后来这个宣传委员会，只剩一个空架子了。
五、功不可灭
郧县的抗日宣传活动，历经多年。歌手，演员、讲演人员、广播人员、文学工作者、美
术工作者、组织工作者，不可胜数，亦无不努力。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群策群力：矢志牙
渝，共同唤醒了这座山城，其功当不可灭。这里仅以当时提出的几个口号，验之事实，借眨
证明并非虚构。
其一，“有钱出钱”
抗战军兴之始，倾城响应“一日一分运动”，其中小学生尤为热烈，自觉省下糖果。早点钱捐给国家。虽然微不足道，但表现了众多赤诚的童心。此后，为了支援前线，举办义演，义卖、献金、认购救国公债，都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且不乏争先恐后的场面。
其二，“有力出力”
这一方面以工农表现的最为突出。一如保护老白公路桥梁；此路在抗战期间是第五战区的一条生命线，在郧县的一段最长，郧县工农不仅勤加保养、维修，且日夜有人看守，防止奸细至终保证了汽车的畅通。再如运输食盐：郧县人向食淮盐，但抗战以后被臼军切断了来源，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刘翔当即组织劳力，编成运输队，跋山涉水到四川运盐遂保证了鄂西北军民对食盐的需求。他们大多是郧藉劳工。当时只能靠肩挑或肩背，虽然十分举苦，但都知道这是为抗战出力，劳而无怨。又如运送军粮：在抗战时期，沿老白公路集镇和汉江口岸，都设有军备粮仓，库存粮食，全由缴纳田赋农民晒干扬净之后担去入库，而这些仓库越都有人看守。郧县在当时之所以能保护军粮的供应，这也是和农民的积极支援分不开的。还有，郧县于1940年在“体育救国”的口号下修筑体育场时，工农和市民对所分配的任务也都如期完成了。此外，如抬担架、支军差、守水井、设防空峭等等，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有力出力。
其三、“提倡国货”
抗战以前，郧县市场洋货充滞，尤以日货为最。如洋面、洋油、洋纱、洋布，洋烟、洋火，洋伞、洋钉、洋碱，洋红、洋袜子、洋草帽等带有‘洋”字的货物，固不可胜数，而不带“洋”字的货物如薄荷烟、仁丹、头痛膏、印花布、金丝绒、瓜皮帽等等，也多来自日本或日商在华经营的产品，甚至中国人专用的农历本，日本商人也印制经销。抗战时期，虽有销毁日货之举、但真正的奏效，则靠宣传，启发人们的自觉。长期的宣传，商人不进、不卖、不藏，百姓不爱、不买、不用，共同抵制，以之为荣.当时绝木多数商人不仅门前贴了“提倡国货”的标语，而且表示欢迎检查:甚至有未被检查出的日货，也自觉交出来销毁，至于销费者的吃、穿、用，谁要与之相悖，几便会受到社会谴责，真是不论衣食住行，都自有规范。
其四，“投笔从戎”
抗战时期，郧县除了群众按征兵法应征入伍以外，知识分子中，亦有投笔从戎之举，前文所述赴山西者，可谓是第一批。其后1938年秋，有一批知识青年考入中央军校第八分校(在第五战区所辖之均县)，1944年还有一批离开家乡参加青年远征军者，虽然这两批所参加的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军校和军队，但他们当时毕竟是在抗日大前提下入伍的。这些青年在当时也有不少人从事过抗日宣传工作，其行动正说明了他们不只是宣传别人，而且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爱国者。再者，原来郧县曾有“好儿不当兵”“好吃懒做去当兵”之说之经过多年的抗日寒传，人们的这种偏见，也得到了纠正。
以上所举，已足以说明郧县抗日宣传工作的成绩是肯定的，但这不能说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方面的功劳，应当说它是国共合作井同努力取得的。如仅从其发端来说，自应归功于共产党人。
六、不无遗憾
郧县有句俗话:“牙同舌头隔的好也有绊着的时候”，何况国共之间的合作，还存有“面和意不和”这个潜在因素。也正是有这个因素存在，所以虽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实际开展抗日宜传活动，国民党总是不敢大胆放手，让共产党人发挥井宣子作用，乃至到后竟蓄意倾覆，令人遗憾。
早在1 938年9月，共产党人左觉农来郧和燕着痴接头，指导工作，便不幸被捕关押在县府，后经周恩来向湖北省交涉，才被开释，这件事本来就违背了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只是破裂尚未明朗化。1 9 39年6月，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苗培成给第八区督导委员杨子福的《训令》说:“中央视察委员王陆一函称：‘据密报，共产党人现拟在鄂北招收十万党员，其吸收之对象，首为设于均(郧)之湖北省立联合中学，此事务请之意之’。若不早为防范，将来鄂北前途，当不堪设想。令仰该委员知照，并协商当地军政就当局妥为防范为要。基于此，郧县共产党人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是必受到限制，而且也必然被“防范”。当年10月10日，燕若痴被郧县替察局第二次抓捕人狱，其借口即如上引《训令》所述。此后，在学校里面的三青团骨干分子，监视进步青年，也属上述原因。
1941年，随着皖南事变的风波，共产党在鄂西北的负责人邓一陶被捕。当年暑期，三青团郧县分团部指示在房县的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区队，逮捕了地下党员蔡正邦，并直接在郧县对省八高的进步青年冯锡三等进行监视，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1942年，在郧县女子中学的教务主任吴肇基，曾于1 936年与燕若痴同时被捕，郧县当局，为了排除异己，也给拉了下来。
所有上述这些人，都是从事抗日宣传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经此挫折，自然就削弱了宣传的力量，而且使团结转化为分裂的局面了。
当时，即使国民党直接领导的团体，也惟恐与之有格格不入之嫌，屡兴风波，譬如演剧，明明是宣传抗战的剧本，也必须送审，经批准才能演出。郧县抗敌剧团曾有一次拟排演《边城故事》，但得到的批示是“不宜演出”。又如演讲，言论稍有偏激，便被追究。1939年‘双十节”，抗敌剧团团员马文贵在庆祝会的‘自由演讲”议程中发表讲话，事后压到三青团“莫须有”的追查，马的一家不知所措，极为担惊，幸得多方搬人说情，才以“少年无知，戒回下次”解脱。但马文贵再也不敢到抗敌剧团参加宣传活动了。又如壁报，贴日去之后三青团便派人检查，发现破绽，也要追究。有一次抗敌剧团聂宝贞(女)在壁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因有“赤子之心应以德化之”一句，便惹出了麻烦，聂被迫参加了三青团会织才了之。抗敌剧团壁报编辑李太福以壁报“有问题”，被关一关禁闭，令其反省，旋以“态度恶劣，抗拒检讨”为口实，一把他的团籍(三青团)开除了。原来三青团郧县分团部干事长石宗林，因并抗敌剧团未成，以整饰团纪为名，故意找岔。寻常团员被找去谈话，接受劝戒或警告，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在这一时期，曾经两次被捕的江新民，任郧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每晚坚持收录新闻，成《简明新闻》于次日上午贴出向群众宣传，同时他既参加抗敌剧团的京剧演出。又支持青年剧社的演出活动，安然无恙。这可谓是一个例外。
结语
综观郧县抗日宣传活动，起步较早，历时较长，虽则人事错综复杂，还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它倾注了许许多多爱国者的心血，岂可混淆是非?这一史实是客规存在的，也是不容置疑的的。至于抗战后期，国共破裂，矛头所指，引向反面，不属本文记叙范围，自应置之不论。所述能否澄清史实，尚希读者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