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到一种抱怨：“邮局只有一个。”反映出人们对垄断行业的无可奈何。因此，对于一般的平信，延误丢失只能自认倒楣。但是，我过去一直认为（相信大多数人也这样认为），挂号和特快专递应该问题不大。然而，一份“特快专递”的实践，彻底打碎了我的幻想。

2002年12月23日上午，我从西安给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张岂之先生寄出一份特快专递，里面是一本书稿的清样。没想到，这份特快专递带来了不少麻烦。

这份清样，是由张先生主编的大学生素质教育教材《中国历史十五讲》，计划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作为作者之一，受张先生委托，对全书进行通校，并核对相应引文出处。由于出版社已经安排定出版日期，因此，校核的时间排得很紧，张先生告知我必须在23日寄出。经过连续几昼夜的工作，终于大功告成。我担心23日下午寄出又要耽误时间，于是，特意调整了23日的课程，终于在上午准时寄出。

按常理，从西安到北京的特快专递一般第二天收到，最晚不超过第三天。24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张先生，询问是否收到，回答是没有。于是，我们一致认为。25日上午肯定能收到。

25日中午，张先生来电话，还没有收到。看来，事情有点不妙。下午，我就去投寄的邮局查询。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能直接查询，查询可打电话185（邮政服务查询台）。于是，我回到办公室，打了185。先选择自动查询，回复是：“该邮件已于23日下午离开本埠。”我要查询的是为什么对方没收到，而自动查询只给我回答离埠，不得要领，只好再拨185选择人工查询，然而，一拨一个忙音，大约拨了十几次，终于拨通了，电话里的声音倒挺客气，让我等着，她查查看。等了三四分钟，告知我本邮件已经离埠，与自动查询的结果一模一样。人工查询的好处是可以对话，我告知了我的苦衷，对方建议我拨北京的185查一查。于是，我只好再拨北京185（加区号，即010185），这一次我直接选择人工服务，又是占线、忙音。十几次后，通了，对方听完叙述，又要我等等，给我查。等了五六分钟，答复是：没有投递记录，看来未投递到。我告诉她能否催一催投递，对方等得很急，服务员比较耐心，还询问了我收件人电话。我想，这回问题该解决了。随手给张先生回了电话，让他等着投递。

然而，25日晚上，张先生打电话来，说还没有收到。并告诉我邮局有个女同志打电话来，询问邮件收到否。他在家等邮件，那儿也不敢去。北大出版社的编辑在催，请我继续询问。

这一下，我有点坐不住了。我最担心的是，万一稿件丢失，那么所有的校对核准工作都付之东流。第二天（26日）早上一上班，我又开始查询。中国的查询电话难拨是众所周知的。每次拨号都得十来回才能通，最多的一次拨了40多次，十几分钟。具体的拨号记录这里就不详说了，总之，从26日到27日上午，我就一直进行着这种查询工作，并不断将查询情况向北京的张先生电话通报。直到27日中午，接到张先生回话，邮件已收到。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查询过程中，我注意研究了一下留给寄件人的“国内专递邮件详情单”背面的“使用须知”。发现该单的内容一共九条，全部是对寄件人的要求和邮局的免责条款，没有任何服务承诺。

一份特快专递，在两个交通方便大城市之间，经过了长达4天100个小时，打了多次长途电话查询催办，寄件人和收件人都等得心急火燎，相关人（出版社）延误了出版时间，打乱了一大批相关人的工作安排，邮局有没有责任？该如何赔偿？我是希望中国邮政给一个答复的。因此，我在2003年1月2日，上网查找了国家邮政局的网页和联系信箱，给该网站发了一份电子邮件说明此事，并特别注明请网站转交局长。结果也不出人们所料——石沉大海而已。或许，网站的工作人员就没有把这当回事；或许，局长对此区区小事不以为然；或许，相关人员认为，我应该为他们最终完成了邮件投递而应当致谢。我们一块的同事就奚落我——没给你丢了就算万幸，看在邮局很“负责”的份上，你应该给邮局送一面锦旗才对！细细一想也难怪，我们这类事情太多了，哪一件不是成绩！即使把人抓错了关上几年，放出来以后，我们也只能看到对“平反昭雪”的颂扬，而找不到对责任的追究。

这件事情虽然不大，然而，它却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也与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息息相关。中国邮政如何改革，推而广之，中国的一切垄断经营如何改革，确实是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