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上午天义给我打电话，说宋老已于凌晨3点病逝，听到消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下午赶到世纪城看望师母，林岗、高德步也在，当时凝重的氛围让我意识到宋老真的是走了。这两天，我翻出当年宋老为我修改过的论文手稿，心绪难平，二十年前跟随宋老求学的往事像过电影，一幕幕直往脑子里涌。

初识宋老，是1985年秋天。那时我在中南财大读研，而宋老受教育部委派到武汉视察研究生工作。巧得很，不知当时校方是何考虑让我参加宋老的座谈会，接到通知我是受宠若惊而又诚惶诚恐。宋老是大名人，学界泰斗，能有机会见他我当然高兴；然而令我不安的是，自己在学问上毫无建树，参加座谈我不知说什么。后来我究竟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但宋老的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也正是因为他的一番鼓励，我才萌发了要报考他博士生的念头。

1988年我考进人大，与宋老接触的机会多了。当时他家住城里，办公室在人大红二楼，每周末才回城，周一到周五就住办公室。记得第一次我去办公室拜访，宋老见面就给我一盆凉水。宋老对我说，虽然你考试不错，但理论功底还很差，得多读书。说完递给我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单，让我读完一本后再去找他。回到宿舍，才发现这些书与我的研究兴趣相去甚远，怎么办？问师兄，师兄说，你把内容提要与目录背下来就行了。于是如法炮制，第二周去与宋老谈书，果然顺利过关。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天下午宋老让我去谈书，我照例先说提要，再讲篇章结构，不料宋老这次却让我把第三章展开谈，我没看哪会说得出？露了马脚，宋老大发雷霆。

挨了批评，心里很委屈。其实，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在读书，而且写了笔记。我通过副导师把读书笔记转给宋老，他看后让秘书把我找去，宋老说，那天批评你是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但你应该把实情告诉我。我说，您是导师，您开的书目我怎敢说不读呢？宋老说，学术上平等，你认为不重要当然可以说；不仅可以说，以后我们在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你也可以说，我不是学霸。的确，宋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写毕业论文，每当有分歧我就据理力争，只要我讲出道理，宋老会立马说“你是对的，我错了”。同届学友都说我是最敢顶撞导师的人，说我胆大，这哪是胆大，那是宋老在鼓励我独立思考呀。

宋老的学术成就不必说，而我最佩服的还是他讲真话的胆识。我看过一份材料，在1979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宋老第一个提出要为刘少奇平反；而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新思维》后，宋老又第一个站出来公开予以批评，并说戈是叛徒。要知道，戈当时还是苏共总书记，说这种话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宋老已年近八旬，可他仍利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机会下基层调研，忧国忧民溢于言表。有一次他从深圳开会回京，我去机场接他，一见面他就破口大骂，说他早餐一碗稀饭竟花了50元，这么高的物价老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之后他就在大会小会讲，呼吁政府要控制货币发行，抑制物价。

宋老在学界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但他严于律己，绝不以“名”谋私。我知道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的女儿评职称。他女儿在北京一家高校任教，也是教经济，有一次评职称，我们几个师兄弟劝他私下给打个招呼，可想不到宋老严词拒绝，结果他女儿的职称当年就是没评上。第二件事是我经手办的。宋老有个外甥女在芜湖退休，按当地规定可由她儿子顶岗，但要有领导点头。外甥女找到宋老，宋老却不肯出面，我得知后便给芜湖市长打了电话，结果宋老大发其火，说我作为一个党校教员不该为他办私事。多年以后，他还总拿这事提醒我，共产党人要立党为公。

宋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外界不了解以为他冷漠，不热情，但其实他对学生历来关爱有加。1991年我博士毕业，我们那届毕业生工作不好找，而我又偏想进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政审要求高，几经努力，党校也没有明确答复。我正欲放弃，党校却突然通知我报到。后来我才知道，是宋老亲自给苏星副校长写了信，并以一个延安老党员的名义担保我政治坚定。那天我在党校组织局见到了苏校长批转的这封信，情不能抑，眼泪哗哗就流出来了。近些年不断有师弟（妹）毕业，九十多岁的宋老还四处打电话、写信推荐。今天大家一起谈起来，对他无不怀有感激之情。

2000年后，宋老身体大不如从前，是明显地差了。我和天义、省龙时常打电话要去看他，但他却总不让去，说是怕耽误我们工作。有一次师母悄悄告诉我，宋老其实是很希望我们去的，每次接到电话就会独自到楼下去等，有时一等就是半小时。近几年，宋老差不多就住在医院，我们去看他，他对自己的病痛只字不提，而谈得最多的还是民生福祉。他总说，我太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肩负的责任很重，要好好锻炼身体，好好研究，多为国家做些事情。说这话时，宋老眼里充满了对年轻后辈的慈爱与期待。

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宋老今年九十七岁，算高寿。宋老虽然就这样静静地走了，而他的道德文章将如同一柱标杆会永远竖立在我们面前。

永远的导师，永远的宋涛，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