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布之谣”：鲁迅的判断失误？
贺宏亮
偶然读鲁迅写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的《二心集》序言（2005年版全集第四卷），有这么两段：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注1）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注2）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贰臣”问题我们先放下。
且看看关于“卢布”的两条注释：
注1：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参看本卷第9页注⑿。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注2：唐有壬的信札参看本卷第115页注⑨。《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再去参看“本卷”的有关注释罢。
1、本卷第9页注⑿：“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这是当时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2、本卷第115页注⑨：唐有壬（１８９３—１９３５）湖南浏阳人。《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刊载一则《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引用《语丝》七十六期有关《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
从这些文字（鲁迅的文本和注释者的文本）来看，显然，他们都认为卢布之说是“含血喷人”的谣言。
好在前苏联在上世纪末的轰然崩溃，使得大批重要史料公开出版，披露出关于中共早期经费问题的许多历史线索。杨奎松根据这些新披露的材料撰写了《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考察》一文（分别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4期）。
杨文材料非常详实，读完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以下意见：
“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进而获得相应的财政援助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这种财政援助，无疑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长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文分析了1920－1931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情况，甚至，中央领导的保姆费也是从此项经费支出。请看：“（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也注意到自身的问题，开始严格进行征收党费的工作，要求每月收入20元以下者要交5个铜币，30元以下者交2角钱，60元以下者交3角钱，100元以下者交5角钱，收入在100元以上者要特别征收。同时则检讨过去经常不照预算开支，导致亏空现象严重的问题，决定今后严格照新预算开支，各省1.9万元不变，宣传部由2300元压缩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压缩为3000元，给共青团的补贴减少到1000元，交通费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均减少2元，原有的娘姨费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在杨文中，直接与文化宣传方面有关的材料还有：
“1924年底前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议是：“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他明确提出：如果坚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预算范围内进行工作，“那会是个大的错误”。莫斯科有必要从给国民党的巨额援助中拨出一定的数额给共产党，用来增加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的印数，出版几万几十万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
“凡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都不会认为1929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是合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雷利斯基就坦言：他不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要削减中共的经费。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他们的经费是不足的。他们有18个省，走一趟要花很多钱。他们有红军。他们出版4个机关刊物，印制大量传单。我们不讲应由谁提供资金，他们应该弄到自己的经费，但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钱就会影响工作的开展。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到会减少他们的预算。这对工作会有影响。他们有300名党的工作人员，但这些人拿到预算的很少比例，减少编制不会有什么好处。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不允许在党员家里举行会议，为此需要有专门的房子，而这需要大量的钱。”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很方便即可检索到，读者诸君自可下载参看。
在这些史料面前，如果我们尚没有能力否认左翼作家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力否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1930年代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的这种经典论断。那么，“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就不是谣言。
在这个角度来看，鲁迅关于“卢布之谣”的判断和说法是错误的。
此处，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考证：
2006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发现一张从未面世过的鲁迅先生真迹。 这是一张在便笺上用毛笔书写的收条，长23.8厘米，宽9.5厘米，上书有“今收到二心集版权费大洋陆百元正”，落款为“鲁迅”，时间为“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并盖有鲁迅一方印章。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称，这张收据是鲁迅先生把自己作品版权首次出售给出版商的见证。
《二心集》本拟由北新出版，但该书局不愿意接受（见2005年全集卷16页324注释[4]）。后由新成立之合众书局出版，经手之人为钱杏邨（1900～1977，阿英）。钱杏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从芜湖逃亡到武汉后到上海，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与蒋光慈等发起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1930年先後当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务委员﹐和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常务委员。合众书店于一九三二年由方家龙创办于上海，设在福州路太和坊。方家龙似为化名，考索不易。《二心集》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后来该店将其删余的十六篇改名《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
鲁迅于1934年10月13日有一函致合众书店：
“径启者，得惠函，要将删余之《二心集》改名出版，以售去版权之作者，自无异议。但我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则，蒙混读者的责任，出版者和作者都不能不负，我是要设法自己告白的。
此请合众书店台鉴 鲁迅 十月十三日”
售卖版权的事，对鲁迅来讲，确是首次。此前与北新之间的交道，都是抽取版税。
据千秋出版社《鲁迅先生轶事》里收录的朱自清与鲁迅的一次谈话记录：他（朱）头次到西三条拜访鲁迅先生时：“他大约刚起床，在抽着水烟，谈了不多一会，我就走了。他只说有个书铺要他将近来文字集起来出版，叫《二心集》，问北平看到没有。我说好象卖起来有点不便似的。他说，这部书是卖了版权的。”
从这段记叙来看，鲁迅的《二心集》销路并不太好。而因为是“卖了版权的”，所以销路好坏对他而言倒无所谓。
我只是不知道，这六百元的版权费中，是否有“卢布”的赞助？
2011年2月
贺宏亮
偶然读鲁迅写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的《二心集》序言（2005年版全集第四卷），有这么两段：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注1）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注2）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贰臣”问题我们先放下。
且看看关于“卢布”的两条注释：
注1：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参看本卷第9页注⑿。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注2：唐有壬的信札参看本卷第115页注⑨。《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再去参看“本卷”的有关注释罢。
1、本卷第9页注⑿：“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这是当时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2、本卷第115页注⑨：唐有壬（１８９３—１９３５）湖南浏阳人。《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刊载一则《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引用《语丝》七十六期有关《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
从这些文字（鲁迅的文本和注释者的文本）来看，显然，他们都认为卢布之说是“含血喷人”的谣言。
好在前苏联在上世纪末的轰然崩溃，使得大批重要史料公开出版，披露出关于中共早期经费问题的许多历史线索。杨奎松根据这些新披露的材料撰写了《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考察》一文（分别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4期）。
杨文材料非常详实，读完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以下意见：
“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进而获得相应的财政援助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这种财政援助，无疑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长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文分析了1920－1931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情况，甚至，中央领导的保姆费也是从此项经费支出。请看：“（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也注意到自身的问题，开始严格进行征收党费的工作，要求每月收入20元以下者要交5个铜币，30元以下者交2角钱，60元以下者交3角钱，100元以下者交5角钱，收入在100元以上者要特别征收。同时则检讨过去经常不照预算开支，导致亏空现象严重的问题，决定今后严格照新预算开支，各省1.9万元不变，宣传部由2300元压缩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压缩为3000元，给共青团的补贴减少到1000元，交通费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均减少2元，原有的娘姨费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在杨文中，直接与文化宣传方面有关的材料还有：
“1924年底前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议是：“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他明确提出：如果坚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预算范围内进行工作，“那会是个大的错误”。莫斯科有必要从给国民党的巨额援助中拨出一定的数额给共产党，用来增加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的印数，出版几万几十万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
“凡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都不会认为1929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是合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雷利斯基就坦言：他不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要削减中共的经费。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他们的经费是不足的。他们有18个省，走一趟要花很多钱。他们有红军。他们出版4个机关刊物，印制大量传单。我们不讲应由谁提供资金，他们应该弄到自己的经费，但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钱就会影响工作的开展。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到会减少他们的预算。这对工作会有影响。他们有300名党的工作人员，但这些人拿到预算的很少比例，减少编制不会有什么好处。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不允许在党员家里举行会议，为此需要有专门的房子，而这需要大量的钱。”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很方便即可检索到，读者诸君自可下载参看。
在这些史料面前，如果我们尚没有能力否认左翼作家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力否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1930年代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的这种经典论断。那么，“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就不是谣言。
在这个角度来看，鲁迅关于“卢布之谣”的判断和说法是错误的。
此处，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考证：
2006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发现一张从未面世过的鲁迅先生真迹。 这是一张在便笺上用毛笔书写的收条，长23.8厘米，宽9.5厘米，上书有“今收到二心集版权费大洋陆百元正”，落款为“鲁迅”，时间为“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并盖有鲁迅一方印章。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称，这张收据是鲁迅先生把自己作品版权首次出售给出版商的见证。
《二心集》本拟由北新出版，但该书局不愿意接受（见2005年全集卷16页324注释[4]）。后由新成立之合众书局出版，经手之人为钱杏邨（1900～1977，阿英）。钱杏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从芜湖逃亡到武汉后到上海，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与蒋光慈等发起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1930年先後当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务委员﹐和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常务委员。合众书店于一九三二年由方家龙创办于上海，设在福州路太和坊。方家龙似为化名，考索不易。《二心集》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后来该店将其删余的十六篇改名《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
鲁迅于1934年10月13日有一函致合众书店：
“径启者，得惠函，要将删余之《二心集》改名出版，以售去版权之作者，自无异议。但我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则，蒙混读者的责任，出版者和作者都不能不负，我是要设法自己告白的。
此请合众书店台鉴 鲁迅 十月十三日”
售卖版权的事，对鲁迅来讲，确是首次。此前与北新之间的交道，都是抽取版税。
据千秋出版社《鲁迅先生轶事》里收录的朱自清与鲁迅的一次谈话记录：他（朱）头次到西三条拜访鲁迅先生时：“他大约刚起床，在抽着水烟，谈了不多一会，我就走了。他只说有个书铺要他将近来文字集起来出版，叫《二心集》，问北平看到没有。我说好象卖起来有点不便似的。他说，这部书是卖了版权的。”
从这段记叙来看，鲁迅的《二心集》销路并不太好。而因为是“卖了版权的”，所以销路好坏对他而言倒无所谓。
我只是不知道，这六百元的版权费中，是否有“卢布”的赞助？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