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一、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参加山西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战斗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1936年冬，绥远百灵庙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交城师生发起的演剧运动，筹集资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动手试制武器，为直接参加对日武装斗争做准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日军占领家乡的暴行，毅然投身抗日运动。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1938年他改名为华国锋。就在这一年6月，他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在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党小组长，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领导群众与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抗敌决死纵队）的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同志回到家乡交城，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承担起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消灭日伪军、顽军和抗日动员等重要任务。他深入到煤矿工人和农民、妇女、儿童中，通过创办业余夜校、组织抗日剧团，开展爱国教育，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抗日热情，把各阶层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为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他依靠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除奸反霸，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并秘密向吕梁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物资。他带领精干的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活动，运用地雷战等方式有效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政权。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形势下，他遵循党中央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组织扩充和加强交城县武装力量，发展民兵武装，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阴谋，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坚决斗争。他积极组织民兵开展对阎锡山部队的认真细致的政治工作，吸引不少敌军士兵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军队中来。他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加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在指挥作战中，他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深入到贫雇农中间，了解群众思想动态和切实需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注意纠正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群众踊跃参军支前，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湖南工作，为湖南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8岁的华国锋同志南下湖南。从这时到1971年，他长期在湖南工作。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刚解放的湘阴，百废待兴。华国锋同志沉着稳健开展工作。他指挥南下工作团和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分赴全县各乡，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他调往湘潭工作，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党领导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一边学习钻研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一边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调查研究。他结合湘潭地区实际，领导开展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认真总结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介绍。1956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后，他历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湖南省领导岗位上，他为全省多方面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国锋同志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区建设过程中，他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拆迁移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建设。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十分支持发展杂交水稻。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注意抓工业生产、交通建设。除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外，他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要建成工业省的指示，他组织力量抓重点项目建设和施工，其中包括30套小氮肥设备、10套制糖机、湘江氮肥厂、矿山冶金设备、汽车生产等项目。他大力提倡和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组织与兄弟省区协作，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他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的会战等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这一系列努力，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交通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
华国锋同志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努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解放初期刚到湖南时，他就在湘阴领导建立了第一批农村卫生所，培训了湘阴第一代医生，充实发展了县人民医院。他满腔热情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指示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建立和发展医学院校。他特别重视消灭千百年来危害广大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亲自负责湖南省血防领导工作，主持修订全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研究建立各级血防领导机构和防治业务机构，下乡深入疫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在他直接领导下，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处处荒洲湖汊，逐步变成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国锋同志善于做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他热心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交朋友，经常深入到他们中间听取意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摆脱旧文艺的影响，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艺工作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他注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他注重保护和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皮影、木偶戏等地方剧种，同时强调对旧的文艺形式进行改造和革新，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文艺。在他支持下，湖南文化艺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然得到一定发展。
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务实。“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在周恩来同志支持和保护下，1967年他恢复工作，不久担任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复杂环境下，他尽力排除多方面干扰，努力维持全省稳定和生产秩序，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大力抓好农业、工业、财贸、文教等工作，使湖南经济避免了较大波动。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湖南这片土地和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也受到湖南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困难局面中先后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1971年初，华国锋同志调中央工作。从这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先是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国务院有关工作；周恩来同志逝世后，他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环境下仍然得到一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在国务院工作中，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对极左思潮加以纠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2年，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一起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并争取扩大对外引进规模，使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保障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
1973年，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他强调推广农业科技和优良品种，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5年9月，他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全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作出规划。他强调科学种田的重要性，指示要全面发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对推动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献。
1975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华国锋同志一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前苏联有位叫马林科夫的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任苏共总书记，成为第一把手。上台后没多久，就清洗了原来与自已私交甚密的实权派贝利亚，尔后让位给赫鲁晓夫，开创了“非斯大林化”的历史时期。马林科夫离职后，仍然留在中央政治局，几年后被逐出，直到1961年才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
华国锋的过程和结局与马林科夫同出一辙。
华国锋，大部分普通民众认为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一个具有中国人传统美德的人；一个为人谨慎却没有谋略，贤而无能的国家元首；一个既不能继往又不能开来却被毛泽东选为接班的人；一个处在虎狼之群中的领头羊；一个被逼退位却留在人民心中的领袖。
但是，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背叛倒致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夭折，帮了右派的大忙。右派则认为他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继承的是毛泽东的衣钵，逮捕四人帮只是左派内部的争权夺利。
毛泽东的逝世，留下了一个复杂的政局。一边是咄咄逼人毛泽东的近臣外戚，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激进派；一边是虎视眈眈的开国功臣，以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还有以邓小平为首的一群满腹委屈等候东山再起毛泽东的弃将贰臣。各方横眉冷目，剑拔弩张。
华国锋当时也有自已的势力或者叫拥护者，那就是以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他们与文革激进派基本是一个体系，矛盾仅在于权利分配上。
利用矛盾，分而治之历来是皇权者驭臣谋略之一。虽说团结就是力量，内耗会削弱施政的效能，但一团和气，下面抱团也并非好事。
华国锋没有这种心机，他只看到了威胁自己地位的一面，没有重视比这方面更强大的另一面。他打破了这种平衡，也失去了自己的江山。
毛泽东在接班人的按排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直接让江青当主席，让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陈锡联等扶左。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安排，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弹。另一种是取中间路线，让华国锋接班，形成左有江青、张春桥的文革激进派，右有叶剑英、李先念的保守派。
在毛泽东的眼里，江青一派虽然咄咄逼人，却是秀才造反成不了气候。叶剑英从历史上看不显山露水，大事面前不糊涂，可作为“托孤”之臣保护华国锋。而华国锋为人厚道，虽然不能承前继后，却可以保持江山不变色。
毛泽东在政治上高瞻远瞩，可以说无人能及。在看人方面却是屡经失误，高岗、刘少奇、林彪他都看走了眼。这次也不例外。
毛泽东走了不到一个月，在让华国锋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许愿声中。他和另一个人，一个天生只能当“宦官奴才”的实权人物汪东兴，做了一件“大快人心事”。用非常措施解决了“四人帮”，逮捕了和他们同是一条线上的、毛泽东晚年倚重的人，成就了他一生最“英明”的壮举。
华国锋为什么要解决“四人帮”？官方的说法是四人帮倒行逆施，阴谋发动政变篡党夺权。
没多少人会信这种说法。一方面傻子都知道没有军队的支持靠几个民兵是没法政变成功的，这叫秀才造反瞎闹腾。另一方面有毛泽东的临终遗言搁在那儿，凭秀才推倒华国锋是不可能的，况且他们都是一个体系的人，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新贵。
江青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毛泽东在世时就不知道大小轻重，俨然以主席夫人自居，到处抛头露面出风头，身边那几个象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是文弱书生，玩笔杆子可以，玩权术差的太远。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又以“太上皇”自居，处处不把华国锋这个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放在眼里。
华国锋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去掉这个绊脚石，这也符合情理。至于说四人帮为反革命政变做了舆论和组织谁备，那只不过是为了宣传需要而造出来的。事后审查得知，包括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被定为四人帮夺权号令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也没有阴谋关系，没有任何人授意，只不过是报社普通的应景之作。
华国锋表面简单实则有些地方还是很清楚的。他要拿下四人帮必须依靠汪东兴和军队。
汪东兴这个为毛泽东站了一辈子岗的卫兵头子，在毛泽东去世后急需寻找新的靠山，从而保住自已的位置，因此与华国锋一拍即合。
军队方面一是中央军委，二是北京军区，三是北京卫戊区，四是军队实力派人物叶剑英。
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此人虽然出身于第二野战军却长期紧跟毛泽东。华国锋亲自做通了陈锡联的工作，又通过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做通了北京卫戊区司令吴忠的工作。叶剑英向来与江青不和，通过李先念的联络，立即作出响应。
参与密谋逮捕四人帮第一人是华国锋，第二人汪东兴，第三人陈锡联，第四人是吴德，第五人是吴忠，第六人是李先念，第七人是叶剑英。可以说主谋是华国锋，主办是汪东兴，后盾则是叶剑英，联络员是李先念，这才是几个关健人物。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第二天，55岁的华国锋登上了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宝座。第三天就在他的主持下决定建立毛泽东纪念堂，这是个让许多人后来始终骨鲠在喉的决定。
没有人去追究动用军队逮捕“四人帮”的合法性，更没有人想到这些人还是人大代表，因为大快人心的事是不需要法律支持的。
登上王位的华国锋是矛盾的，他一面揭批四人帮，一面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方面想建立自己的体系，依靠像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苏振华这些文革过来的人。另一方面又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错案、彭德怀、陶铸等事件和人平反，解放了在毛泽东时期被定的所谓“坏人”。还公审四人帮，专案审查了康生、谢富治。
他对毛泽东既祟拜又尊敬，也是文革的受益者。与江青等人不同的是，他是基层起来的，有务实的一面，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在政治上他没有摆脱毛泽东时代的模式与影响，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出于对自己权位的保护，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理念，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
他主持拟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支持开办深圳特区，主持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在全国建立大寨县的主张，恢复了高考，提出“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
作为党的主席，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为这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他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他为“天安门诗抄”题词，在全国制造为天安门事件平安的舆论准备。尔后,领导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工作.，为以后的“拨乱反正”扫清了道路。
他公布了邓小平给党中央写的信，为解放邓小平和让他复出提供舆论准备。调邓小平主持毛选五卷和五年计划的编撰与制订工作。
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中国实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大转移。他首开了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改革开放”的先河，成为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设计师”。
他坚持了毛泽东左的思想和路线，同时学毛泽东那样把自己的像在全国张贴。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窜红的，不会也不可能全盘否定，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杰作，他只能继续革命，只能在“两个凡是”的旗识下继往但不能开来。
他为什么提出“两个凡是”？批评的人总是把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当作最大的“罪证”，其实，华国锋之所以提出“两个凡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魅力是世人共知的，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所谓母以子贵，毛泽东的地位越高华国锋的地位越牢固，保住了毛泽东的神圣就保住了华国锋的地位。
客观地说华国锋没有毛泽东的能力和水平，与那些功臣良将们相比差一个档次，离开了对毛泽东的信仰华国锋处于弱势，华国锋只有在毛泽东的庇阴下才能管理国家。
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各方势力在毛泽东逝世后虎视眈眈，社会需要一个中心，需要一个团结的基本点，这个思想的凝聚点只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在这儿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后来的“祖师爷”邓小平，一个是中国共产常的经济“教父”陈云。
邓小平在华国锋登上主席宝座的第三天，就在医院给华国锋写了封“情深意切”的祝贺信。开头第一句话是“英明领袖华主席”，这封信向全体党员传达过，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这个在官场搏斗一生，从没安份过的“平头小个子”，从混乱的局势中看到了希望，知道自己出山的时候快到了。
陈云是以前的老“右派”，他骨子里并不反对毛泽东，但在玩弄权术上是无人能及，因为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务工作者，组织工作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经济就像鸟笼中的鸟，鸟笼的空间就像是市场，鸟笼要足够大，使鸟能在里而飞，根本的底线是鸟必须关在笼子里”，这是他的鸟笼经济理论。但邓小平才不理采那套过时的理论，他干脆把鸟笼子砸了，把鸟放了出来，“不管是白猫黑猫逮住老鼠不是好猫”。当时的陈云应合了那些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心里，充当了邓小平的马前卒。
他低估了邓小平。邓小平当年能写信欺骗毛泽东，今天为了复出也能写信欺骗华国锋。虽然信中甜蜜地叫着“英明领袖华主席”，信誓旦旦地要扶持华国锋“二十年”，说自已是老人，没有野心，只是想发挥余热，心里想的绝不是这么简单。
华国锋确实缺少政治家的头脑，逮捕四人帮失去了执政的基础，后来为了让步又牺牲了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这些得力干将。自已也逐步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最后丢掉了党的主席，沦为挂名的中央委员。
事实上毛泽东逝世时基本为华国锋留下了一个第二代班子的轮廓。一方面是文革新生代，另一方面是第一代共产党人。只要华国锋掌控得当，完全可以继往开来。
比如可以让陈云当国务院总理，这个人不属于邓小平体系，在57年反右中挨过邓小平的整。在资格上并不比邓小平弱，而且在东北工作过，尤其是经济方面是党内专家。如果陈云当总理，加上李先念，邓小平就没有复出的希望。因为李先念的背后有叶剑英和徐向前这两位红四方面军的老帅，而且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
可以让耿飚主军。因为耿飚出身于红一军团，解放后曾在外交领域工作多年，文革时受到冲击少，属于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各方面都能接受。将军方面可以配备一野的王震、二野的陈锡联、三野的张爱萍，四野的梁兴初，中央野战军的杨得志。这些人的共同点是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一直担任军队职务。
对于文革新生代可以慢慢使其边缘化。这几个人本身没多大执政能力，人缘又不好。想让他们淡出并非难事，根本用不着强制手段让他们下台。
这里面的关健是绝对不能给邓小平机会。可以让谭震林、黄克诚、习仲勋、王任重、赵紫阳、胡耀邦、杨尚昆这些文革委屈派上台，不能让彭真、薄一波这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反
华国锋注定是毛泽东时代最后的一个政治音符，一个像火箭一飞冲天又像流星一闪而过，一个集悲剧和喜剧于一身的历史过客。当陈云边捧边吓的摆出他的优缺点时，只好无可奈何违心地退位。
按照当时给他的评价是，他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起的作用和表现受到老干部们的肯定；在此之后也做了些有利于国家的事。但在拨乱反正上力度不够，没有达到文革时期受压派的要求；在干部方针上还想使用那些从文革过渡过来的人，没有及时让那些年令虽大但仍意气风发的开国元勋们归位；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采取了实用主义，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突出个人上不注意，把自已的像片与毛泽东并列，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他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走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还要继续革命，犯了“左”的错误。总之，华国锋除了粉碎四人帮和把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放虎归山，其它方面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错误。
这种“司马昭之心”任谁都清楚，目的是要华国锋让位。当然后势的发展也许陈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赶走了一只绵羊，却迎来了一只虎。
现在再拿他与苏联的马林科夫作一下对比。
斯大林去世时，身旁只有马林科夫，成为钦定接班人。毛泽东逝世时，华国锋拿出了谁都不清楚的所谓“遗嘱”，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斯大林去世不足一个月，马林科夫就处置了斯大林最倚重的人贝利亚。毛泽东去世不足一个月，华国锋就逮捕了毛泽东晚年“近臣”“四人帮”。
马林科夫想倚仗朱可夫掌控军队，却忽视了在军政两界的势力派人物赫鲁晓夫。华国锋想倚仗军界的叶剑英，却忽视了叶剑英背后的大人物邓小平。
就象马林科夫下台权力归赫鲁晓夫一样，华国锋下台权力归邓小平。
表面上华国锋的结局比马林科夫稍好一些。因为他毕竟死时还是中共党员，得以盖着党旗火化。其实只能说明华国锋太没骨气了，一般人是忍受不了这种侮辱的。华国锋是中国的马林科夫，是一个不懂驭臣之术的皇帝。他不会利用矛盾，没有考虑打倒了“四人帮”这些左派就预示着中央“右派”势力的一边倒，那一刻他可能忘了自己也是那一派的了。华国锋这个中央主席当的也太窝嚷了，连从朝鲜访问回来顺道检阅一下海军都被邓小平否决了，还借机让同是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做检查。华国锋也不敢大声问一下邓小平“我军委主席为什么不能检阅海军？你也太霸道了吧！”。
这点骨气都没有，当中央一把手确实不称职。中央军委副主席管主席也算是天下奇闻！
1980年事实上他已经离开了权力中枢，和他同时下台的还有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这些他的左膀右臂。直到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宣布他的下台。会议同时还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进行了盖棺论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盘否定。邓小平把胡耀邦推上了前台，自己掌握着军委主席的大权，开始了军队指挥党，开始了他充当祖师爷老板生涯。同时对党章做出了修改，还取消了公民“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力”。这次会议宣布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一个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叶剑英，这个当了一辈子军人却很少在一线指挥的排名末位的元帅，一个被毛泽东称作“大事不糊涂”的大臣，一个真正的不倒翁，一个自诩是毛泽东托孤的人，在这种关键时刻用一封信表示拥护别人对华国锋的处置，赢得了一片喝彩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消声隐迹。
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党代会，华国锋都是挂名的中央委员。离开权力核心后，他三十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他深居简出，从不议论政事。他在位时没有为子女谋私利，几个孩子没有一个上过大学。
他没有贪污腐化，没有积蓄，只是享受着别人好心施舍的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他结交了不少文人墨客，凭人缘收藏了许多价值不菲的墨宝真迹。他想为人民做点好事，但手头拮据，只好出售这些自己的所爱。后来听说是江泽民怕影响不好，就指示有关人员，花200多万元以国家的名义买了下来，他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了希望工程。
他为什么沉默？是因为他不想说也不值得说，他知道胜者王侯败者寇这个道理，虽然他的许多功绩被戴在别人头上，虽然许多历史事实被篡改或误读，他不计较，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宽厚而窝襄的人。
他没有忘记毛泽东的知遇之恩。每年的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日和9月日毛泽东的忌日，他都会带上老伴到毛泽东纪念堂，亲自喊口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此时，他心里在想什么？是向毛主席忏悔？忏悔他没有完成毛泽东交给自己的任务？没有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没有照顾好毛泽东留下的忠臣考子？还是觉得对不起毛泽东？
毛泽东选错了人，华国锋天生不是那种领袖人物的材料，可为相但不能做皇帝，像周恩来一样。
他太仁义，心太软，太没有执政韬略了。
他有汉景帝为人谨慎的作风，但没有那种治国安邦的谋略，所以他开创不了“文景之治”的局面。
他有光武帝刘秀的柔和，但没有以柔克刚的治国韬略，所以他没能“中兴”国家。
他想像清世祖福临那样，在叔父多尔兖和济尔哈朗的辅政下坐稳江山，但结果一样，都是当了逃兵。
他像历史上的明惠帝朱允纹，被叔父赶下台。
他是扶不起来的刘禅，叶剑英不是诸葛亮，中国也不是那个气数已尽的蜀国，治理国家有许多路可走。
兴因衰源，刀光剑影，千秋功罪，后人评说。华国锋选择了隐退，离开那个争权夺利的是非之地，从这点上，他是智者。
在邓小平主政的时期，许多错误全推在华国锋身上，好处都安在邓小平的头上，而事实上华国锋才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是改革开放的第一设计师。
关于华国锋的身世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华国锋是毛泽东早年的非婚长子，是山西一烟草商到湖南贩运烟草时，其女与毛泽东相识所生。说华国锋曾致信中央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世，认祖归宗，中央从维护毛泽东的声誉着想没有批准。现由是说华国锋曾在毛泽东纪念堂送过一个“忠实的儿子国锋敬挽”的挽带。这种说法显然是造谣，是瞎编野史，是故意抹黑他和毛泽东。
还有一种说法是华国锋本名叫苏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莫名其妙地在200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在中央管理局工作，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华国锋走上权力最高峰，是偶然还是必然无法说清，在中国这个强人政治模式下，象华国锋这种常人坐不稳天下是肯定的。
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还是一个厚道的老实人，世人自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和立场。
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是一位英明的领袖。
仅以此文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