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归家洗客袍？
——“乡愁”的经济学分析
刘正山
（本文原载《幸福经济学》一书）
在中国作家笔下，乡愁（即游子对故园之情的怀想以及对伦理亲情的渴望。这里所说的“故园”，包括精神上的家园）是永远写不完的题目。从《诗经》“怀哉”之思（《扬之水》）、“不归”之叹（《东山》）到汉魏古诗的“远望可以当归”（《悲歌》），再到“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的感叹（秦观《望海潮·梅英疏淡》），不绝如缕的乡愁，成为一种普遍的心声。
为什么会存在乡愁呢？哲学家自然有其解释，但我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提供一种新思路、新观点。
对于经济学者而言，要解释乡愁，首先需要明白经济学意义上的人生。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生不过是一个不断满足欲望（精神的和物质的），或不断追求幸福（收益或效用）的过程。现代的主流经济学认为，人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感到焦虑和痛苦，幸福就是从焦虑和痛苦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脱。在这方面人与动物无异。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一个美好社会于是应当“使最大多数的人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
但是，满足欲望的东西（资源）是有限的，包括我们的时间（如果时间无限，我们什么想法都可以实现），于是，我们需要做出选择，将这些有限的资源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如何选择？我们消费或者享受任何一种资源，从中得到的好处，是逐渐减少的，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边际效用递减并不说明人生是悲观的。因为，它迫使我们选择丰富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生活的多样性（包括消费的多样性），可以带来最大化的效用或幸福。尽管“单项”消费带来的幸福是减少的，但是，随着“项数”的增多，我们得到的幸福感觉会增加。但这并不是“贪得无厌”。比如凡高的《向日葵》，如果同样的一幅，则任何一个字画收藏家都会异常兴奋，但如果某收藏家再拥有同样的一幅画，则兴奋的感觉将削弱。如果增加的是其他画家的画，他将非常乐意。
对于那些处于漂泊状态的人而言，当你生存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非出生地），如果融入其中，则你面临的生活内容的选择是很多的，包括消费（精神和物质）的种类。那么你的加总的幸福或效用是持续上升的。如果整天面对的都是那些老面孔，生活老是那么单调，除了工作、家庭，没有其他的消遣与休闲，则因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你可能很快厌倦这种生活方式。而外面的世界是变化的，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所说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如果你不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必然产生“没有家”的感觉，也就是说，你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而被这个“时代之家”所抛弃，处于暂时的“无家可归”状态。
当然，前面讨论的是一般情况下。现实中，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乡愁的表现或程度是不同的，特别是确定性程度不同的时候。
中国人的乡愁程度与西方人的就很不相同。西方的一系列宏篇巨著如荷马的《奥德修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都是以离乡——漂泊——还乡（或有较好归宿，包括肉体和精神两方面）为基本模式，循着他们的行动、行为在时间中演进的形态，浓墨重彩的讲述了主人公奥德修、鲁滨逊、哈克贝利等的漂泊历程及他们的英雄业绩和心理活动，展示了人类在对自然进行斗争，征服世界以及追求自由过程中表现出的生命的伟大和庄严。
相比较而言，中国作家倾向于对内在世界的审视与守护，表现的对象指向内在的心理空间，关注自己的生存，张扬一己的悲欢，用躲避现实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与此相对应，中国作家表意的依托，多半是柳、雁、夕阳、浮云、猿啼、春草、春水、漂萍、转蓬等。蕴含这些意象的诗句俯拾即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韩愈《酬程延秋夜即事见赠》）；“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古诗十九首》）；“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一声邻笛残阳里，泪洒空堂泪满衣”（钱起《哭曹钧》）；“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等等。这些意象都是精巧柔弱又凄美无比的。
为什么中西方人们的乡愁观念差别如此之大？我认为，西方的人们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不安于现有的家园，试图寻找新的家园；而中国的人们，由于屡屡失去家园，给未来的生活增添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留恋和怀念家园。
分析西方文学作品可见，《伊利亚特》的英雄们离乡背井，苦战十年终于将特洛伊城毁灭，胜利凯旋。《奥德修纪》中英雄历经十年漂泊返回家园。史诗结尾，在英雄重整家庭秩序后，神谕暗示奥德修将再度离家，完成新的使命、建立新的功绩。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的出游，起因于对平静的家庭生活的厌倦。于是，他违背父亲的愿望，私自出海经商。这些都预示了一种开放、流动、进取、征服而非封闭、固守、退缩、安于现状的价值取向。
但是，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不妨以一首乡愁诗词来分析。如宋朝蒋捷的《一剪梅》：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签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这首词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何日归家洗客袍？”实际上，“银字笙调，心字香烧”，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记忆，这些不过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一时自我陶醉罢了。梦醒时分，还是要面对“流光容易把人抛”的无情现实。
蒋捷这首《一剪梅》，大约作于宋亡之际。当时，可谓无“家”可归。国都没有了，那里还有家？宋亡之后，蒋捷隐居太湖竹山，人称竹山先生。所以，这首词可以看作当时民生遭际的一个剪影。与蒋捷同时代，类似意境的诗词很多。“悠悠远别离，分此欢会难”（韦应物《寄卢庾》），“此去经年，应是良尘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颠沛流离的苦难有着深刻体验的作家们对离别看得无比重要，对重逢怀着一种不敢奢望的悲观，对别后的孤寂凄清又表现出一种避之不得的惧怕。
梳理资料可见，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描写过乡愁——离别的愁绪。频繁的离别，是因为频繁失去家园。而家园的失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古代战乱远远多于和平。根据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
每逢动荡的时局，都会产生乡愁绝唱。人们流离失所，四处漂泊，乡愁的感觉就非常深刻了。除了前文分析的宋亡之后蒋捷等文人的作品，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古诗十九首》应运而生。《古诗十九首》的基本情感内容是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如《涉江采芙蓉》写游子想念家乡的妻子，要采摘花草寄送相思；《明月何皎皎》开创写月圆的情境表达思乡情感。
又如，唐朝“安史之乱”之后，乡愁诗急剧增加，刘长卿、韦应物等诗人均有大量的怀恋家园的诗作。值得一提的是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无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千古绝唱，是在安史之乱中，张继逃难到江浙一带写的诗。
而今的中国，已经步入太平盛世，古人那种颠沛流离不再。人们感受的是新的乡愁。由于正在经历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过程，绝大多数人的集体经验就是“离乡”、“怀乡”、“他乡作故乡”的三部曲。以故乡为主题的种种怀想，就成了“乡愁”。不过，不久的将来，全球化之下，人们都生活在“地球村”，可能不仅失去“故乡”，恐怕连“乡愁”也将失去。因为更频繁、更大幅度的流动，将让更多人不知如何回答“故乡哪里”这样的问题。没有故乡，自然也就没有乡愁！没有“怀乡”问题的一群，或许正是最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最佳劳动预备军，可以毫无羁绊地在全球流动。未来，他们或许放弃“家庭”，更彻底地原子化，以便于流动，以适应全球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