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出书，但凡给写书评的人，起码都是个腕儿。
这些腕儿，要么是权威者，要么是权重者。普遍一些的情况之下，是上一辈给下一辈作序的
多，而下一辈给上一辈作序的，那作者和作序者着实都需要勇气和魄力。我记忆中，好像有俞伟
超先生的《什么是考古学》一书，找的是学生张承志给写的序，由此更觉得俞先生可真了不起。
考古界学生给老师作序，大陆此前恐无先例也？！
我现在也混到了给人写序的份儿上了。不过，我一不是权威者，二不是权重者，即不是所谓
的腕儿，而是一个教书匠。个人感觉更多的是，给人作序，是步入老年的标志。去年，不但写过
序，还给上海博物馆考古部陈杰博士新著《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写过忽悠
公众考古的词句，即不是正儿八百的书序，而是书商营销需要的那种书腰和推荐语。
书腰是这么写的（后来出版时，好像被编辑微调过，变成了照片上那样的文字）：
◆ 一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插图本上海史
◆ 一个考古学家视野中的六千年老上海
封底是这么写的：
◆ 常有人说，上海是由二百年前的小渔村发展过来的，但《实证上海史》却用考古发现告诉
大家：上海早已走过了六千多年的文化兴衰历程。
◆ 不少人讲，上海是到了近现代才成为东方大都会的，可陈杰博士这本书则用客观史实提醒
人们：上海曾是五千年前中国最发达的文明中心。
去年年底，曾经跟我读过考古硕士，后来又跟蔡达峰教授攻博的我系青年教师潘碧华叫我为他的新书《先秦时期的三峡人居环境》写序。我就从当过他老师的角度，给他写过以下字段：
潘碧华君在硕士阶段学的是考古方向，博士转习古代建筑与园林方向，对这两个学科及其相关领域的知识、方法和理论兼有心研，受益成双，并集中反映在他这本由博士论文修订后即将出版的《先秦时期的三峡人居环境》一书中。换句话说，他是用三峡发现的遗存、聚落考古的方法、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对先秦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生存方式，提出了一种与以往不太一样的思路和认识。这样的研究模式及其结论，对于把了解过去作为目的考古学和把古今人类聚居作为关注对象的人居环境科学来讲，都有借鉴意义乃至促进作用。
人居环境科学作为应用学科，关注的是现代人居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变化的趋势，但古代人居环境的状况与变迁，也是这一新兴学科不可或缺但还探究不多的一个学科结构性的领域。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者多为建筑规划专业出身，对于历史文献特别是考古材料的熟知程度和驾驭能力均有天然不足。因此，他们对古代人居环境的考察多隅于古人择居方式、规划理念、聚落空间布局、建筑园林营造等少数而又零散的几个方面。这也就是说，人居环境科学的学科建设尚有历史时期尤其是先秦时期的诸多空白需要填补。我想，这也正是潘碧华君从其自身受教育的双重专业背景出发，选取三峡地区和先秦时代作为时空框架，来尝试解决人居环境科学中的这一学科建设问题的缘由吧。
潘碧华君从本科大三的时候开始，就在三峡地区的万州做田野考古实习。后来直到读硕士研究生，连续几年都在这里参加文物抢救发掘工作，完成了从做一个探方，到兼顾一片探方组群，再到教习师弟师妹直至管理一个考古工地的专业流程的培养目标要求，由最初的新手、生手变成了后来的成手，甚至夸大一点说的田野考古高手。这在他本科阶段与杨永平同学合写成的后来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峡考古随笔《考古新手记趣》一书中，便多有心得。因此，当他在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时计划将古代人居环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对他运用第一手考古资料的能力尤其是他在三峡实践多年的学术积累等，都持有相当大的信心。相信他可以为人居环境学科的建设，作出别人难有所为而他却可以大有作为的贡献。
他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学科建设所作的研究工作，同样也会影响到考古学这个他原本擅长的学科领域，其中特别是与古今人居环境关系密切的聚落考古方面。
中国的聚落考古实践和研究，从目前的学术发展进程来看，大家关注最多也是成果最突出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区域性聚落群研究，另一个是局域性单一聚落研究。相对来说，区域性聚落群研究比局域性单一聚落研究的数量要多些，做起来也相对容易出成果一些，这意味着我们对单一聚落的实践和研究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说起来，单一聚落的也分两种埋藏和发现状况，一种是保存和全面揭露的可供大信息量研究的遗址，另一种只是局部调查和发掘的非完整性遗址。前者像我们常提到陕西省的西安半坡遗址、华县元君庙墓地、临潼姜寨遗址等，它们的特点几乎都是后期破坏不严重，保存较好并且经过了相对比较完整的揭露，所能得到的考古信息饱满，所以一直是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典范。但这种典范性遗址的数量却相当少，所具有的示范性或指导性，更多的是在理论意义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对后者，即大量存在的非完整性遗址的发掘及其聚落重建，就是一个更带有现实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了。
潘碧华君与其说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还不如说是在他多次参加三峡考古中更直接地遇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他在本书中作为主要案例分析的重庆万州麻柳沱，就是一处在三峡文物抢救中被定级为C级的遗址，即具备一定的规模，保存状况尚可，文化堆积和内涵相对丰富，并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这样的遗址在三峡文物抢救规划中，一般要求是通过约占总面积10%左右的发掘面积，大致摸清基本规模与结构，初步了解内涵和获得一定历史文物及资料信息。可见，在C级麻柳沱遗址所能挖掘到的古代遗存，通常会低于B级25%以上和A级50%以上发掘面积的信息，由此可想而知在麻柳沱做聚落考古研究的难度。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一直讲，衡量田野考古水平的高低，不在于挖多大的面积和规模，而在于在同质等量的情况下，谁发现或获取的信息多。如何做到这一点？能否在C级遗址里尝试做出B级甚至A级遗址的信息出来？遗存材料的发现多寡固然重要，但方法技术的介入和理论观念的导引，更显得不可或缺。于是潘碧华君便从聚落考古方法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两个方面出发，去设计所要解决的先秦时代三峡人类聚居这一大课题中的各个具体问题。那么，这些具体问题解决的程度究竟如何？潘碧华君都写在本书中了，读者诸君俱可以到书中去爬梳或浏览，我就不在这里拨言饶舌了。
但有三点是我在看潘碧华君这本书稿时体会最多，或说是这本书中我以为可以着力品读的：
第一，这一研究将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上限，向前延伸到了先秦特别是史前时代，并应用了大量的考古遗存材料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对于该学科来说，这是具有开创性的；
第二，这一研究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引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不但是一次富有创新价值的有益尝试，还充实或丰富了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具有建设性的；
第三，这一研究对三峡聚落群特别是对非完整状态单一聚落的系统研究及其结论，虽不能说是开创但却至少可以说是深化了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难点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以上，权以为序。
高蒙河
2010年12月5日于上海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