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城市规划为所欲为是对百姓权利的践踏

　　2011年3月4日，由天则所发起的“城市管理与公平正义”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下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刘业进副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刘业进：这是好久以前写的一篇博客：《制度相对主义》。此外，我今天再讲一讲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国家视角”问题。

　　先讲一下夜郎自大的制度相对主义误区。何兆武曾经说道：真理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如果不适合的话，应该是改变国情而不是改变真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双重的迷误中，第一，前现代统治的伪善。第二，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和荒诞感。这为制度相对主义敞开了大门。我们在谈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本土资源、本土意识等等，既是一种学术正确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很少有人质疑。中国特色的话语背后，有一种制度相对主义的假设，即各国有各国的真理，真理要符合国情，而不是国情要符合真理。这是一种荒谬的观点。

我们学物理、化学、经济学，我们不会说有中国数学和苏联数学、美国数学，而就说数学。同样，也没有中国的经济学，也没有中国的政治学。这些科学是通用的。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是研究关于无数主体进行交易和其他合作方式形成秩序的学科。很多的主体的交互作用，会涌现出一些非意图的宏观后果，我们对这种涌现现象进行规律总结，这些规律通行于所有的文化和国家。一个简单的比喻，基础制度最基本的一般规律，是通行的。就像汽车有不同的颜色，汽车运行的原理是一样的，不是每一种颜色的车有一套不同的解释原理。

制度相对主义立场使得人们在行动起来的时候，导向一种直接的短期的利益导向，或者，成为利益集团（或统治集团）攫取不正当利益的合法外衣。于是，我们观察到，任何跨期的理性行为在中国都难以理解，难有容身之处。这个很让人痛心，很无奈。我最近看到两会代表们，记者采访他们关心什么，绝大多数都关心收入的提高、生活的改善，关心所谓民生议题。我要揭示：这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的话语，这背后有一种对人的本质的粗俗和简单化的假设，我们生活吃得穿得好了，我们就幸福了。人不同于动物的是，我们既要福利，更要自由。意识觉醒和精神现象产生以后，多了一个意识世界和波普尔第三世界，于是我们面临三个世界各自及其交互作用下的不确定性（动物只面临一个），对自由的追求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中。我们对一个动物都可以这样理解，他吃好穿好了，就幸福了。这种短期的直接利益主导了当下整个民族的民生话语。当然，我们猜测和期许，当前这个情况只是迈向把人做完整理解的路途上正在经历的一个步骤。

　　为什么制度相对主义是错误的？我觉得人在长期的生存进化中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存储在各种人群的记忆中。相对主义的立场不相信以当期的成本收益计算不合理的行为。而那些被长期检验的解决方案不能接受短期的成本收益计算检验。在公共这册领域我们看到，通常都是用吸引人的“实实在在”的“办实事”、让人民“得实惠”的政策受欢迎。短期化行为盛行。短期化的后果是消解了演化事实的问题解决方案，如一般的道德伦理、消极自由意义上不受干涉的个人自由领域等可能遭受侵蚀、侵犯。

　　总之，构建一个现代中国的基础制度方面，“中国无特色、文明有主流”。如果我们真的要拒绝那些久经考验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共识的话，那些话语最终就会丧失。统治者丧失了文明主流话语，你不要、别人捡起。这对一个社会的和平稳定转型是很危险的。

　　接下来我具体分析一下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国家视角”。我把北京的实践总结为：国家视角对人民视角的践踏。北京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处处表现为一种恣肆的“国家视角”，它的表现是：摊大饼、严格的道路等级体系、无处不见的隔离栏、严格的功能分区、单调的方盒子建筑外观和玻璃幕墙、对街头小摊贩的不宽容……。这些我把它归结为国家视角的产物。“国家视角”概念来自于耶鲁大学的斯科特的那本书《国家的视角》。国家视角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得到普遍的实施，带来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用在城市上，国家视角采用简单化、清晰化、标准化的方式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它的目的是便于国家对社会实施控制和管理。它的背后作为支撑的，是一种极端现代主义思潮，以及，我个人认为背后还有一种就是计划经济遗产在城市管理中的延续。与此相等，我们推崇的是“人民的视角”，一种市民生活经验的视角，它是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城市的复杂性、多样性，强调基于局部知识和实践知识的演化主义的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理念。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对比。城市管理，国家视角强调视觉的几何美学美化。人民的视角强调实用性，是妈妈的视角、母性的视角；对科技的态度，国家视角崇尚高技术。人民视角不崇拜技术，而以生活实用为目的利用技术；街区的形成上，前者讲究大规模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改造重建。人民的视角则强调渐进的、灵性的局部修改，从而街区是一个生长和演化过程。城市治理上，前者推行单一中心权力的管理，后者强调多中心的自主治理。

　　国家视角泛滥成灾，北京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例子，我们被迫忍受“国家视角”泛滥成灾。它背后的根源，第一是没有进入前现代国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框架，行政权力超强，没得到有效的约束，城市规划建设上几乎是为所欲为，城市建设成为权力恣意运用的舞台。第二，一个软弱的市民社会，对于错误的公共政策和没有抵抗之力。第三，极端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计划经济遗产没有得到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