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权力过于集中让北京成为巨无霸城市

 2011年3月4日，由天则所发起的“城市管理与公平正义”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下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副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贾西津：我简单谈一点我对于城市和城市功能的认识。什么是一个城市？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城市是一个非常切实的实体，我们的城市要有各种各样的管理功能，我们的生活和城市相连。其实如果我们去追溯城市历史的话，在很早期的时候，那些城市不过就是一些聚集的、区别以散在的、村落的小聚集群，这样聚集群的特征就是因为它有了一些人类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原则和组织的形式，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类聚集起来共同生活的方式。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共同生活的方式就是产生了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而这种政治本身是一种参与性的，所以早期的“城邦”和“政治共同体”、“公民社会”是同一个词，只是现在被演变成了越来越实体的东西。

 早期城市里面的各种功能是怎么完成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城市规划应该由政府来统一规划，事实上在十二、十三世纪，甚至十五六世纪，在很早期的城市化进程中，市政规划本身就是通过私人部门来进行的。因为有有拥有土地私权的地主，地产的拥有者发现我仅仅盖一个楼盘，我的房子价值是不足够高的，所以需要配套的建设，这种配套的建设如果能够跟周边联系起来，比如基本交通更加好，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应更加好，我的地价就会更加有价值。这本身就是私人对于土地拥有利益的扩展。城市规划是由私人来进行的；包括早期的消防也是由私人来进行的；教育、医疗、警察、法庭，所有这些我们想到非政府统一不可的东西都曾经有过由松散的社区组织、邻里相互的方式实现的历史，也没有专业的人员。

所以多元化、分散化、自愿机制可以具有这种功能，换言之就是城市的自治和志愿。它完全可以满足基本的公共生活的需求，只是当城市越来越巨大，这些需求被越来越固化，机制也越来越固化了。我们现在再回溯城市问题的时候，不妨返回去想一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并不是所有现在生活的前提都是不可改变的。虽然在现代社会，那种非常松散的、依赖于志愿性组织的城市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不同制度中的城市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涉及到城市的集聚和分散效应。

 一个大城市当然有它的规模效应、有它的集聚优势。所以在各个国家都会出现一些巨无霸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就是一个很大的巨无霸，美国也有，纽约也是一个非常集聚性的城市。但是在权力分散的制度下，比如美国的联邦制，它的城市有一个特性，就是如果你问中心城市是哪一个，对方可能觉得无从回答，因为城市是多元的：政治中心是哪一个，可以有一个答案；金融中心是哪，可能有一个或者若干个答案；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大学集聚地，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而每一个来自当地城市的人都会说出自己城市的特点，每个都是非常美好、具有特色的。所以你走到哪个地方，不管这个城市是大是小，你不会觉得城市之间有一个等级上的巨大差别。

 每个城市有它自己地方性的价值，在这个特定的价值之下，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城市都很精致、权力相对分散的好处就是，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城市里，你都可以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你很爱这个城市。而比如北京，我们说它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所有中心的集聚。中心的集聚换言之就是权力的集聚，权力高度集中化分配的时候，这个城市能够产生的规模效应当然很大，所以谁都愿意到北京来，因为到了北京你不管做什么都方便，不管你是一个经济家、政治家、金融家、教育家，你都会觉得北京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但相应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在其他的城市里面，广泛的地区的大量的人们所享有的，所对他自己城市的热爱，和他能够对城市的参与，可能变得非常有限。所以城市的集聚和分散应该是一个相对化的。并不是说这个城市越大、功能越集中，权力集到一起是一个好的模式。所以，权力的分散化有它的优势。

 　　王军的《城记》回溯了北京城的建设过程，并不是说当年设置的时候北京城就是要这种发展方式，有过不同的争论，最后北京城设立了这样一个从中心摊大饼的建设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中心的考虑，即政权一定要在天安门，所有的都是围绕政治中心进行的。当年梁思成有一个预言，这样的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模式，越扩建、环线建得越大，城市越拥堵，越难发展，我们现在看到一步步的实践应验了他的预言。

 　　权力的集中分配还是分散化，相配套的就是财政资金的分配。权力的分配、资源的分配，决定城市的功能，集中的分配和分散的分配会产生不同的城市模式。权力与资源集中化还是分权化、分散化，可能是我们去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很根本的视角，很多尖锐的城市问题不是简单地从管理政策，或者更强的政府、更强的控制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