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辉文

　　全国两会期间，“裸官”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见3月7日《长江日报》）

　　裸官问题一直是转型时期一个很令人纠结的问题。这些年不乏资讯显示，“裸官”贪赃外逃人数之多，卷走资金之巨，令人瞠目结舌。对此，民间物议纷纷，官方回应频频。去年中央还发布《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公务员进行登记管理。今年此事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种登记管理可望付诸行动。

　　不过，裸官的登记管理并非一个单项的工程，它其实还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等社会管理基础制度紧密相联，并最终依赖于以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信用信息管理制度的建立。这也意味着，裸官登记即便顺利完成了，但对他们同步实施制度化的管理仍然因为缺乏配套支撑，极难一蹴即就。

　　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一个家庭的成员因为人各有机缘而奔忙分布于全球各地是可能的，人各有志也是强求不得的。不过，政有政纪，官有官道，要保证权力的洁净，要赢得民众的信任，身为官员就必须对人言有所敬畏，对法纪有所遵从，并基于敬畏公众而对公共权力与家庭责任有所抉择。裸官掌权，权力难免陷入信任打折和信任狐疑的漩涡中，我不揣冒昧，以为这就是一种信任原罪。没有信任，遑论权力？权力是最需要的莫过于信任，这既是现代权力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保持权力洁净和高效运行的前提。民众对于裸官现象之所以有意见，仍然在于他们因个人财产运作不透明，家庭走向不易监管，因而失去了信任的前提。说白了，如果裸官们一手掌握国内的重要权力和资源，另一只手又忙不迭地为国外的家属子女遮风挡雨；一只脚根在亲爱的家园，一只脚又随时有漫游出国界的现实需要；我们凭什么相信他们道德高尚、爱国敬岗、保持廉洁呢？

　　我不是说裸官们必定无报国之志，必定有叛逃之心，而是他们因为身份原因、家庭原因已失去了权力信任之本，因而难免影响权力的威信，妨及权力的有效运行。况且，中国最不缺的有志于做官的人，与其将权力信托给裸官们，不如收回这种信任。而从裸官们的角度看，主动请辞一把手这样的重要职位或者掌握人财物资源之类的敏感岗位，不仅于自己是一种解脱，而且有利于权力的更有效运行，有利于官员信任和官场新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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