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违法车辆的驾驶员是政府公职人员，除了依法进行处罚外，还将通报其单位。”今日起，北京市交管局采取严厉举措严查“霸王车”、“涉牌车”等交通违法车辆，针对涉牌违法的整顿将实行高限处罚。（《新京报》3月17日）

      谁闯的祸谁兜底，谁的孩子谁抱走，公职人员在路上驾车违法，似乎当然就应该告诉单位了。然而，这样的做法有用吗？

      有用没用，一方面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在乎这种“通报”，另一方面，也与单位是否介入、如何处置有关。一般而言，公职人员驾车违法，往往既有私车也有公车，驾驶公车违法，单位本来就有知情权，通报单位倒也情有可原；可如果是驾驶私车呢？也要通报单位吗？作为独立的交通参与人，驾驶私车的公职人员出现任何交通违法行为，那也只能是个体行为，与单位何干？

      单位对所属公车本来就有管理之责，很多单位都明确规定，交通违法的罚款均由驾驶人员自行承担。试想，在这样的刚性约束之下，再加上交管部门严格执法，不使违法记录随意销掉，则公车主动违法的冲动并不十分强烈。也因此，通报公车违法之举，虽不能说是多此一举，却也并非完全必要。至于私车违法，想必很多单位既无暇管理、也无充足理由伸手管理。

      单位人在社会上犯事通报单位，这样的做法沿袭的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以单位为本体的思路，其精髓之处就在于单位的全知全能、无所不能。对生命个体的评价判断，完全取决于单位。眼下，随着社会的充分发育，单位本体早已经开始消解，对于单位人工作时间之外的事情，单位也开始尊重个体甚至懒得多事。举目望去，担心单位知道影响自己的事情，大概只剩下卖淫嫖娼这样的事件了。一个交通违法，通报单位很难真正起效。

      交管部门这个时候祭出这一法宝，非但达不到治堵的效用，很可能会招致公众对其“抓小放大”举措的反感。事实上，与驾车违法通报单位相比，相关部门还有更多的、更要紧的事情去做。比如，公平执法，对所有交通参与人一视同仁；比如，严格控制公车数量，严禁公车私用。等等。治堵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大手笔，眼看着大城市的马路都快变成停车场了，管理部门还在摆弄通报单位这样的小事体，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