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聂华苓《三生影像》。聂华苓的三生，前一半，在1949年以前的湖北，中间一半，在1965年以前的台湾，最后半生，在美国爱荷华的国际写作项目。

我比较关注她的前半生，很有汉口风味。1980年聂华苓从美国回武汉，江汉饭店的服务员问，“你家说武汉话？”觉得一个美国华人说武汉话，很稀罕。亲切之余，服务员问，“你家想吃莫丝？面窝？豆皮？武昌鱼？”聂华苓说，“喜头鱼。”

她对家世的淡然叙述，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历史。她的爷爷是晚清秀才，本来准备上任知县，结果遇上辛亥革命，泡了汤。老爷子眼里的辛亥革命，很荒唐，“这叫什么革命？城里扔了几百个电灯泡当炸弹，说是武昌城里炸弹响了，城外炮兵响应开炮，革命就成功了。”

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在当时的混乱背景下，倒确有这种荒唐的可能性。中国的革命，除了荒唐，更有暴戾。聂华苓的父亲，是国民党桂系将领，因参与倒蒋，东躲西藏八年，后被蒋介石调去围剿红军，结果被红军杀害。

在聂华苓的叙述里，当年，江汉关上悬挂大幅挽联，迎接父亲灵柩归来，家人披麻戴孝，痛不欲生。这一家人，从此坠入深渊，细节读得人心痛。记得在《吴宓日记》里，见他叙述一位当县长的亲戚，被共产党游击队击毙，身后家事凄凉，也是字字沉重。

在中国的主流话语里，革命总是崇高神圣，先烈的鲜血，炙手可热。没有人关注革命背后的血腥与残暴。那些“反动派”颈子里抛洒出来的，就不是中国人的鲜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