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七章 “文革”中的周恩来 (5)
老干部大闹怀仁堂 四人帮激怒毛泽东
“四人帮”一月夺权
王洪文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名工人，1966年11月6下午，他带领他所领导的造反队伍，加入了上海17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因为是当时参加代表会的仅两名党员，被推选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
作为“工总司”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对于上海市委不承认他们感到恼火。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带领2000余人冲进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声称要赴京“告状”，火车离开上海不远，即奉命停留在上海附近的小站安亭，制造了“安亭事件”。
在王洪文与上海市委对峙的过程中，11月11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钦差大臣”张春桥，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赶往安亭，12日与王洪文等几个头头开了一次碰头会，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13日，张春桥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1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并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
上海市委只好被迫接受既成事实。“工总司”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张春桥则通过这件事，为自己在上海培植了一支夺权势力，成为“工总司”实际领导人的王洪文也由此成为他的得力干将。
此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谋划下，王洪文带领打手制造了“《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一系列搞垮上海市委的事件，为以后的“一月夺权”作好了铺垫。
1967年元旦社论向全国吹响了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角。“军师”张春桥等人旋即赴沪，策动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掀起“一月夺权”的风暴，夺取上海市委大权。
1月6日，王洪文、徐景贤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大会的导演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连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都是经过他俩仔细审批。大会宣读了三个由张春桥、王洪文一伙炮制的“通令”，宣布“夺权”成功。2月24日，标志上海夺权成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按照当时“老中青三结合”的说法，组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张春桥当然算“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任了主任；姚文元可算“中”，任了第一副主任；徐景贤也算“中”，而王洪文既算“青”，又算“革命群众”的代表，两人均为副主任。
此后，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癫的境地。而首开夺权之风“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声大振，逐渐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王洪文进京。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眼中的“接班人”了。成了几人之下几亿人之上的风光人物。
王洪文的发迹，得益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栽培，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随其后。而在王洪文到来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并肩战斗”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已经结成了三人小团伙；尾随在张、姚之后的王洪文自然成为这个小团伙的第四个成员。于是，一个描述这四人关系的固有名词出现了：“四人帮”。
老干部大闹怀仁堂
1966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加紧了向上海市委的步伐，夺取与反夺取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处于这场斗争漩涡中心的陈丕显（上海市委书记）和曹荻秋（上海市长）心急如焚。面对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危急情况，二人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汇报，向中央求援。
1967年1月3日，陈丕显挂通了陶铸的电话，向他汇报了上海局势紧急的情况，倾诉了内心的苦衷。陶铸听完之后急切地问道：“你们能坚持一个星期吗？最好能坚持两个星期！”陶铸在电话中加重语气对陈丕显说：“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放下电话，陈丕显立即把通话的情况向曹荻秋说了，并一起分析了陶铸指示的含义和精神。他们都感到，似乎党中央将有新的决策、新的精神。因为原先中央就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搞三个月，以后又说最多搞半年。按以往搞运动的经验，他们觉得中央可能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可在1月10日，大街小巷的大字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令陈丕显心惊的“北京来电”：“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陈丕显立即吩咐人去打听情况。
原来1966年12月25日，陶铸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因为要保护余秋里、谷牧、王任重等同志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受到了这些人猛烈的围攻。
陶铸经过一番思考，他去找毛主席，直言要保护老干部，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还流露出“京官难做”的情绪。
陶铸的真情感动了毛主席。12月29日，毛主席对他说：“过罢新年，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看运动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是老问题，‘糟得很还好得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看一看。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啊，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毛泽东自己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一二十人。
陶铸将毛泽东同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好后，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又慎重地请示毛主席具体保哪些人，毛主席说，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周总理于当天下午在中央会议上正式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说：“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陶铸同志在电话里要陈丕显“坚持”，原来是这个意思。
江青一伙对陶铸即将代表党中央外出考究极为恐慌。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陶铸外出调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立即回上海，堵住陶铸的去路。老奸巨滑的康生、江青想出了毒计，把陶铸就地打倒。于是他们在毛泽东的面前告了陶铸一状，使陶铸罹难。
陶铸被打倒之后，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拟出了一份中央局和省市委第一书记的保护名单。
由于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全落实，引起了能讲话的老帅们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
1967年1月中旬，几位老帅就在军队搞不搞“大民主”的问题上，已经同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在几次碰头会上，老同志们就党的领导、抓革命促生产、军队要不要稳定和如何对待老干部问题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已有多次争论。
1月30日，刚从西南考察回来的谷牧，在北京一下飞机就被造反派绑架，第二天才被周总理派人营救出来。
2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谷牧也参加了。谷牧在日记上做了这样的记载：
二月十四日 晴
……下午出席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今天的会议气氛好紧张。总理没说几句话，叶帅即站起来很严肃地讲：“我请各位帮忙!我现在看得很明白，各省市党垮了，政府垮了，现在要闹到我们军队头上来了……军队乱了，这后果很严重啊!”
徐帅猛然把桌子一拍，声音很响，很生气地高声说道：“我们不成，把我们撤了散了，让蒯大富来指挥嘛!”
叶帅怒气冲冲又很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搞不清什么叫个巴黎公社精神，是否请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讲？”
那边的人无一吭气，总理圆了几句场，正好主席来电话，找总理他们去。一场紧张的戏，猛然拉开幕了。时五点有半。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列席。原定会议议程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
那天，谷牧先挨了五个小时的残酷批斗，身体和心情都痛苦极了。因为他去西南出头的疲乏在造反派不断地揪斗和骚扰下，尚未恢复，且关节炎加重，这次又一站五个小时，感到痛苦不堪。
也许正是会前看到了谷牧的狼狈情况，心里淤积的怒火被调动了起来。突然，谭震林扭过头来，厉声问张春桥：“陈丕显为什么没有来？”
张春桥板着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了啦！”
“咦，毛主席批准的，而且还专门派了专机去接，怎么来不了了呢？”
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群众不答应呀！”
谭老板怒吼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反唇相讥说：“党？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面对面地质问张春桥：“照你说的，上海科以上的干部全部被打倒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这些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来北京？噢，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张春桥说：“我已经说过了嘛，是群众不答应。”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谭震林说，“还有党的领导嘛！不是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是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
谭震林的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谭震林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打他两个耳光。
“这样做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陈伯达在一旁帮腔。
碰头会刚一开始，谭震林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张春桥还是那句话：“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打断张春桥的话，气愤地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老干部，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老干部一个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谭震林还气愤地说：“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要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
谭震林说着便站起来穿衣服，拿文件，准备退出会场，这时他又气愤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并愤慨地说：“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些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吗?现在又有人这么整老干部，我怀疑他们今后是不是也会搞资本主义!”
当时，徐向前元帅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指都拍坏了，他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反革命分子！”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动。当时，周总理叫谷牧作会议记录，这些话他一个字都没有记上。
李先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来就稳妥寡言的李先念在这次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对林彪、江青一伙狼狈勾结进行了声泪俱下的控诉，表达了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深刻忧虑，他气愤地揭露这伙政治暴发户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虐待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谭震林怒不可遏，站起身斥责道：“我早就看透了，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所有的老干部，改朝换代。找蒯大富那伙人，把老干部一个个都打倒。好多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结果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文革小组的人，无言回答，都低头不语。
谭震林继续说：“去年12月，我让农林部发一个通知，鱼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时不回港参加运动。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冈山到现在，哪一天反对过毛主席？！”
“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过你的。”谢富治说。
“我用不着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理直气壮地回答。
“捕鱼的问题是主席点了头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康生冷冷地说。
谭震林驳斥说：“我跟主席40多年了，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他越说越气，越气嗓门越大：“砍脑袋，开除党籍，你们随便吧，反正你们有生杀大权！”说完转身要走。
这时，周恩来总理说话了：“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许外传。”
“不要走！”陈毅提醒说，“要在这里跟他们斗嘛！”
谭震林听从他们的话留了下来。
周恩来问陈伯达：“《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陈毅问：“谁是革命的，现在还看不清楚？当年王明自称是最革命的，最正确的，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什么打游击可以，‘讲马列就不行了’等等。后来他怎么样？现在也还要看，究竟谁反对毛主席，究竟谁正确？历史会证明的……这样搞下去，党会成什么样子？连哭都找不到个地方。”
李先念说：“我已经哭过三次了!”余秋里接着说：“计委造反派每星期斗我两次，他们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了!”
叶帅、徐帅、聂帅也都就军队被搞乱等问题激烈地发表了意见。
陈毅、李先念、叶剑英等在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骂得酣畅淋漓。没想到却引起毛泽东天威震怒。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对在全国范围内大整老干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抵制。这次斗争，后来被叫做“大闹怀仁堂”，被诬为“二月逆流”(现在称为“二月抗争”)。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
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李 先 念
陈 毅 元 帅 叶 剑 英 元 帅 徐 向 前 元 帅
聂 荣 臻 元 帅 余 秋 里 将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