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襄阳
作者：卢传才
朋友从北京打电话来，很兴奋的告诉我：湖北的襄樊市要改名为襄阳市了。并说，你是见证者，一定要为这件事写篇文章啊。果然到去年12月初，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消息不断：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
城市名字是改了，但是由更名引起的争议并未尘埃落定，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本也无可厚非。这倒让我想起20多年前那场改名之争。那时我作为政文记者，有机会经常旁听襄樊市委的常委会议。1982年底，小道传言襄樊市要和襄阳地区合并。当时的襄樊市辖三个城区，一个郊区，面积111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襄阳地区辖襄阳、宜城、谷城、南漳、保康五个县，老河口、随州、枣阳三个市，面积2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近500万。按照地名以大包小的惯例，人们认为叫“襄阳市”确定无疑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3年2月和8月下发了6号文件和164号文件，提出了地市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具体安排和部署。襄樊市委常委们把合并后的城市是叫“襄樊市”，还是“襄阳市”，列为权衡的议题。按照大部分文化、历史、经济专家学者们的推荐，叫“襄阳市”能更好地打出城市的名气。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提议叫“襄樊市”，理由就是“襄樊市”历来就是鄂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50年代组建县级市，到1979年6月升格为地级市，经过这么多年积淀，应该说有一定知名度。更为棘手的是，襄樊市的不少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强烈建议叫“襄樊市”，不然，他们在这里工作几十年岂不是白干了！襄樊市委斟酌再三，决定上报为“襄樊市”。作为旁观者，我非常理解他们当时的苦心与情感。虽然我个人认为叫“襄阳”更响亮，更合理。但当时叫“襄樊市”至少求得了多方面意见的大致平衡。当时湖北还有一个地名同时改为“荆沙市”，实在是英雄所见，同病相怜啊。
1983年8月襄樊市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的新体制。10月2日，新班子到位。其实，合并不久，就有人提起改名的话题。我在新的市委常委会上就听到有人说：出去开会，“襄樊市”被误认为“湘潭市”的笑话。而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这么一次。在北京往武汉的火车上，聊起“你到哪里去？”我很自然的说：“襄樊市。”对方马上说：“哦，知道，湘潭市，毛主席的故乡人。”我连忙更正：“不是，是襄阳。刘秀的故乡，诸葛亮隐居的襄阳。”对方恍然大悟：“郭靖、黄蓉守襄阳，就是那里吧。”我点头，心里不知不觉想起了孔夫子那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夫子的话总是那么有道理，有很多时候却又不能讲他那些道理。
后来，跟襄樊市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荆沙市”改回“荆州市”，激发了襄樊人改名的决心。从2001年起，数年间都有襄樊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和提案，建言城市更名为襄阳。2008年，更有24位人大代表和185位政协委员强烈要求复名。
2010年12月9日，襄阳市市委书记唐良智将城市复名的意义概括为“尊重历史”、“传承文化”、“顺乎民意”和“推动发展”，是很有见地的。
地名的大与小，承载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襄阳”作为一个沿袭2000多年的州、府、道、县治所的地名，辖区范围曾经达到今天的十堰市、襄阳市、神农架、随州市、河南南阳部分地区这样一个大面积的范围。上庸古国、曾侯乙编钟属于襄阳文化范畴。而只有50多年历史的襄樊市，文化的涵盖、历史的覆盖、经济的承载量是不可能望其项背的。我儿子的出生地是襄樊，他一直不知该与哪一位古代高人为邻。现在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说，与孟浩然、张继、习凿齿是襄阳同乡了。
或许改名会带来许多不便，比如旧教科书上：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当年隐居襄阳隆中山（今襄樊市），需要改。机构厂矿的招牌、公章需要改，地图、教科书更要改，有很多人的个人简历、身份证也要改，有人计算由此可能花费1亿以上的成本。但是，改名为襄阳带来的更广泛的认同感、知名度，以及文化承载量，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可以说是无价的。
窃以为：改名，没必要太纠结；改好，实在不容易；改成功，是智慧。一个好名字，点亮一个好前程，这里面大有学问。
祝福新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