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说：“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很幸运，它拥有一位非常关心“宪政”与“正义”的学者，他就是北京大学著名法学家贺卫方。

贺卫方不仅关心中国的司法公正，还直接为沉冤者鸣冤叫屈。1994年，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杀人罪判处20岁出头的聂树斌死刑。让人惊奇的是，10年之后，另一名罪犯王书金主动供述其多次强奸、杀人的经历，其中一起就是聂树斌被判死刑的那起。聂案竟然是“一案两兄”，这难道不比大清朝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还冤？“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王书金在上诉中甚至主动要求为聂树斌洗清污名。然而有关部门却置若罔闻。司法乃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维护司法公正，贺卫方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多篇文章，呼吁河北高院对此案进行纠正。文章置顶数年，竟然没有任何效果。贺卫方不仅为之叹息不已。

贺卫方不仅关心判决公正，更关心司法程序的公正。程序公正是判决公正的基础。“邓玉娇案”还是得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他却提醒人们，该案并非法官判案，破坏了司法程序。重庆打黑，正常的司法程序荡然无存，他揭露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改革前”。贺卫方铁肩担道义，心中有正义。在歹徒面前，银行职员姚丽奋不顾身保护单位财产，却以公共财产受损为由被无理开除。他为之怒辩：“职员的生命也是国家利益”。

在贺卫方心里，法律和科学一样，有严格的逻辑，追求精确性。所谓好的法律，就是说，某种行为引发什么法律后果，人们能够有明确的预期。中国司法却是没准的。中国法律不仅确定性差，法官判案还会经常会遭遇“官哨”、“黑哨”、“红哨”。司法不公、冤假错案不可避免。贺卫方呼吁，中国必须进行司法改革，实现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就不会有公正的审判。

贺卫方推动司法改革，还有着更深的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智取威虎山”。中国很多东西都有敏感性，不能动。司法改革却不敏感。提高法官的素质、改善程序的设置、程序更加开放、法院更加说理，通过这些程序性和技术性的渐进改良，也可以实现某种政治性的变化。法院天天在伸张正义，人民日益依赖法院，政治权利不就自然就转移到人民手中了吗？他说，“我相信，能够带来真正改变的正是这种温和理性而细致入微的力量”。

贺卫方不大喜欢革命。法律人大抵都是如此。美国法律学家庞德曾提出“渐进的社会工程”，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是宣扬乌托邦工程，而是逐步、逐个、温和地治疗社会弊病。贺卫方也认为，法律人不应该倡导过于激烈的变革，因为激烈的变革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秩序的进一步的丧失。正所谓“枪炮作响法无声”。枪炮一旦开动起来，就不再需要法律了。实际上，改革也是一种革命，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况且，司法独立本身就是“三权分立”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宪政内容。贺卫方很推崇罗素的一段话：潘恩的杰出之处不仅在于他对于民主的追求，更在于他把对民主的追求本身民主化了。然而，贺卫方也警告，当具体制度的改革无望时，改革者将倾向革命，难保中国不会重新陷入历史的循环。

多年来，贺卫方在全国巡回演讲，传播宪政主义。中国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中国宪法很大程度上是一张空头支票，宪法承诺的种种权利都没有很好地兑现。推动宪法司法化，兑现宪法权利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贺卫方说，我们下一步无论进行法制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宪法都是一个很好的着力点。宪法的司法化，实行宪政，就是通过专业化的力量，实现渐进的社会变革。他戏称之为“和平演变”。

不是所有北大人都很聪明，贺卫方就很傻。在中国，贺卫方的种种言行举止无异于瞎折腾。给人翻案、批评重庆施政、搞宪法司法化，说不准就会触痛什么人的神经。折腾来折腾去，贺卫方最终得到了“流放”新疆两年的下场。连他自己都把2008年定义为“折腾年”。这一年，他打算辞去北大教职，到浙大实施自己“教授治校”的梦想。不成想，浙大方面突然改口，不接收老贺了。他变成了没根儿的人，在空气中飘了大半年。最终结果：北大派他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一段时间。老贺彻底晕菜了。他不知道，所有这一切究竟是哪里干预的结果。贺卫方感到有些心寒。他感到，司法改革也遭遇了重挫。苦闷之中，贺卫方想到了自己的精神偶像胡适。胡适同样在政治和宪政领域提出目标，对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做出判断，同时却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

新疆之行倒也愉快，贺卫方足迹踏遍全疆，赏遍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怡人景色。拜当局之所赐，老贺享受到了“闲云野鹤”之乐。

贺卫方是一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主儿。正如歌云，“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2011年年初，贺卫方刚刚结束新疆“支教”回到北京，就参加了《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发布会。不过，贺卫方“智取威虎山”的策略似乎发生了变化。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到：这条路走不通。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果不两条腿走路，既要重视司法改革，也拿出极大的勇气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

贺卫方国学功底十分深厚。他以现代西学的视角，对儒学的很多内容作了全新的阐释。他的阐释对“儒学的现代化转型”有重大启发。齐国把燕国给灭了，这件事到底对不对呢？主权大还是人权大？儒家对此怎么看？贺卫方在《孟子》中找到了答案。《梁惠王下》孟子云，“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看来，什么时候都是“人权高于主权”。这就是儒家提倡的“文武之道”。

贺卫方是典型的文革一代。文革爆发时，他读小学；文革结束时，他高中毕业。品尝过文革的苦，他也就比谁都知道宪法与正义对中国的意义。他痴心于法学，是中国最出色的法学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