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从根本上说，阶层固化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多年来，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称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文章称目前一定程度上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章呼吁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顺口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也不怕，同时相对应的也有一个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老师还以这个伪命题，让我们写议论文。当然我们都是义正词严的批驳第二个顺口溜。那时穷人的出路是考上大学，上了大学就成为了国家干部，毕业后包分配，也就不太受穷了。可是现在，考上大学也找不到工作，改变命运的路好像多了，桥好像多了，但实际上是“独木桥”被拆了，其它桥并没有建起来，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变成了真理。

　　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理想追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之一，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今年两会上的民生话题很多，异地高考、公车改革、个税调整……反映的是一个主题：社会公平问题。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公平是古老恒久的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所谓公平，百姓最通俗的理解就是机会平等、利益均衡、不偏不倚。如果没有公平有序的社会流动机会，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从“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出身之上的生存状态，以及对出身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正如人民日报曾指出，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温家宝总理也曾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二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身份壁垒非常突出的现象。富人的子女当然有条件挥金如土，穷人的孩子就不同了。他们许多人上学都困难，好不容易上了学（许多是倾全家之力），就业也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权力法则与市场法则都在起作用。那些出身穷困的人，如果非常优秀，再碰上一个好的机会，把握住了，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乃至出人头地。但那些相对不是非常优秀而人数更多的人就业很困难，即使就业在房价畸高的城市也买不起房，或只能买位置很差的房。特权往往带来不公不平不义，它严重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不可能是少数人而是社会全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底线是不能损害弱者利益。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感到社会身份给自身带来的不平等。因此如何能在现实情况下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成为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只有个人发展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才更有后劲。建立一个有利于阶层流动的社会机制，防止阶层间壁垒出现，则是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和保障。当务之急是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尽量避免权力垄断、钱权交易和裙带关系的影响，维护竞争的公正性；并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平的税收体制来保证发展机会的均等，从而有效地打破阶层壁垒。（河南某单位职员 王世奇）今天，中国身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只有及时、准确地解读公众在现阶段对公平的新期盼、新诉求，洞悉民声民愿与社会现状的种种关联，加强解决社会公平的紧迫感和自觉性，才有可能对症下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