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要化解利益矛盾、弱化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也就是说要给社会正常的表达渠道，调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政策应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
■本报记者 周子勋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社会政策的改革和重建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首要议程。社会改革在“十一五”期间已经取得一些进步，但和社会舆论的期望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如果在社会政策和制度不能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经济发展模式对社会管理的破坏性影响，那么客观的结果就是，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之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可见，社会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整个改革的核心。“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社会改革如何推进？下一阶段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当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汪玉凯：过去我们一直注重经济发展，而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整体上是一个短板，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没有社会发展跟进的话，可能就会爆发很多社会矛盾，这些社会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和国外相比，按照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个人认为，社会发展至少晚10多年。就像现在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不匹配一样，现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到了中期，但是城市化比工业化要晚10年到15年。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到了中期的时候，其城市化率大概在60%左右，但我们目前只有46%多一点。所以，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不匹配反映出我国社会发展本身发育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和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4500美元的经济实力相比，社会发展水平至少晚了10多年，表现就是整体社会力量薄弱，比如社会在公共事务、政府、市场这三方面的力量是最薄弱的。
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是基于社会本身，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抑制，这些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不像市场机制那样发挥得比较充分。再加上我们现在政府过度注重经济现实，各种钱都拿来再投资，搞经济建设，搞城市化，而围绕老百姓的民生诸如教育、社保、就业、住房等各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这些基本方面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充分证明我们的社会发展相对来讲是严重的短板，已经严重制约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我们的社会矛盾之所以会激化、社会矛盾高发，可能与我们的社会本身不发育以及管理社会的方式不当有很大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目前在社会改革方面存在着哪些问题？
汪玉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社会政策本身的制定，因为社会发育加快首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本身是否公平、公正，是否能够到位，如果社会政策不到位的话，它就不能正确去引领加快社会发展的速度。二是围绕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些矛盾比较突出，比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扩大(东部和中部、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行业之间的差距扩大(垄断行业与普通行业差距扩大)，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政策没有很好地矫正这些差距，而使实际差距在继续扩大。三是社会弱势群体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关照。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激化，大量的弱势群体收入比较低，流入社会最底层，在政策制定上声音很微弱，强势群体主导着政策的制定等。四是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与民争利的现象，这也抑制了社会的发展。当然，政府政策行为不当也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比如劳资冲突，就是国有企业大面积改制之后，我们的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快速增长，政府没有像计划经济那样很好去控制它。再如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些问题也很棘手。此外，就是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网络的民意表达、民意诉求，政府在保障民意表达、民意诉求的方面不能很好地去引导它，从而引发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下一阶段我国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将会出现在哪儿？
汪玉凯：在我看来，首先，要化解利益矛盾、弱化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也就是说要给社会正常的表达渠道，调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政策应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可以看到，这两年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比较大的文章可做，从利益调整上保障利益诉求，建设比较完善的利益调节机制，可能是我们社会建设的一个突破口。
第二，要正确引导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看到它对社会的积极贡献，这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民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所以说，我们对社会组织不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去控制它，不让它发展，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正确而健康地引导它，让社会留有很大的公共空间，让社会组织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而发挥它对市场、对政府管理的弥补作用。
第三，要化解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比如征地纠纷，这些东西应该从政府层面上引起关注，避免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以上种种，都可能成为我们社会改革的突破口。
刊于2011年3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
要化解利益矛盾、弱化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也就是说要给社会正常的表达渠道，调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政策应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
■本报记者 周子勋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社会政策的改革和重建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首要议程。社会改革在“十一五”期间已经取得一些进步，但和社会舆论的期望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如果在社会政策和制度不能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经济发展模式对社会管理的破坏性影响，那么客观的结果就是，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之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可见，社会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整个改革的核心。“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社会改革如何推进？下一阶段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当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汪玉凯：过去我们一直注重经济发展，而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整体上是一个短板，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没有社会发展跟进的话，可能就会爆发很多社会矛盾，这些社会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和国外相比，按照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个人认为，社会发展至少晚10多年。就像现在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不匹配一样，现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到了中期，但是城市化比工业化要晚10年到15年。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到了中期的时候，其城市化率大概在60%左右，但我们目前只有46%多一点。所以，这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不匹配反映出我国社会发展本身发育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和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4500美元的经济实力相比，社会发展水平至少晚了10多年，表现就是整体社会力量薄弱，比如社会在公共事务、政府、市场这三方面的力量是最薄弱的。
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是基于社会本身，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抑制，这些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不像市场机制那样发挥得比较充分。再加上我们现在政府过度注重经济现实，各种钱都拿来再投资，搞经济建设，搞城市化，而围绕老百姓的民生诸如教育、社保、就业、住房等各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这些基本方面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充分证明我们的社会发展相对来讲是严重的短板，已经严重制约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我们的社会矛盾之所以会激化、社会矛盾高发，可能与我们的社会本身不发育以及管理社会的方式不当有很大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目前在社会改革方面存在着哪些问题？
汪玉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社会政策本身的制定，因为社会发育加快首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本身是否公平、公正，是否能够到位，如果社会政策不到位的话，它就不能正确去引领加快社会发展的速度。二是围绕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些矛盾比较突出，比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扩大(东部和中部、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行业之间的差距扩大(垄断行业与普通行业差距扩大)，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政策没有很好地矫正这些差距，而使实际差距在继续扩大。三是社会弱势群体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关照。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激化，大量的弱势群体收入比较低，流入社会最底层，在政策制定上声音很微弱，强势群体主导着政策的制定等。四是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与民争利的现象，这也抑制了社会的发展。当然，政府政策行为不当也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比如劳资冲突，就是国有企业大面积改制之后，我们的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快速增长，政府没有像计划经济那样很好去控制它。再如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些问题也很棘手。此外，就是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网络的民意表达、民意诉求，政府在保障民意表达、民意诉求的方面不能很好地去引导它，从而引发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下一阶段我国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将会出现在哪儿？
汪玉凯：在我看来，首先，要化解利益矛盾、弱化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也就是说要给社会正常的表达渠道，调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政策应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可以看到，这两年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比较大的文章可做，从利益调整上保障利益诉求，建设比较完善的利益调节机制，可能是我们社会建设的一个突破口。
第二，要正确引导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看到它对社会的积极贡献，这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民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所以说，我们对社会组织不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去控制它，不让它发展，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正确而健康地引导它，让社会留有很大的公共空间，让社会组织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而发挥它对市场、对政府管理的弥补作用。
第三，要化解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比如征地纠纷，这些东西应该从政府层面上引起关注，避免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以上种种，都可能成为我们社会改革的突破口。
刊于2011年3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