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许多人很喜欢“国有化”这个词，一旦有机会，就抱住这三个字大做文章，建国后，起码有两次做这文章的大手笔。

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1949年新的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1950年，政务院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使私营经济处于国家计划领导之下。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铅笔大王”吴羹梅、“猪鬃大王”古耕虞、“航运大王”卢作孚、“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以及纺织业的荣毅仁、刘国钧、刘靖基，化工业的李烛尘等，旗下的企业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

然而，什么“公私合营”毕竟没有“国有化”有魅力，所以很快当局就开始做新文章了。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全面推行“对资改造”。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原私营工业户的99%公私合营；商业户中40万户公私合营，144万户合作化。公方代表接管企业，资方有职无权。“文革”中全部公私合营企业被收归国有。

这次“国有化”很彻底也很过瘾——过的最大的“瘾头”就是所谓“大跃进”，结果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十年的“文革”灾难，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第二次“国有化”文章则是时下最流行的“国进民退”。有人对2002年和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进行了计算。2002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0%；2007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9.5%，下降了近10%，说明经济发展总体上仍是“国退民进”的态势。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三个行业出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况。而在《中国企业家》调查中提出的“哪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中选率在10%以上的行业从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石化、航空、钢铁、煤炭、金融。

这一趋势到了2008年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变本加厉。这一年，为了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加以限制，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受到金融收缩的影响最显著。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开始实行宽松信贷政策，2009年一季度，贷款规模高达4万多亿，但是大部分贷款都流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大项目以及房地产开发，中小企业依然感受不到“阳光雨露”。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引起的关注度不可谓不高，但是似乎仍然只停留于表面文章上，真正骨子里的改革可能还有漫漫长路要走。但国企由于出身优势，可以比民营企业更便利地获得国家资金救助。如果说民企东星航空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走上破产重整的道路是市场之选，那么巨亏的东方航空获得国资委70亿元的注资，背后的含义则耐人寻味。一位民企人士比喻得相当到位，“大家都在过冬，国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而民企仍是薄衣单衫，这不是要了我的命么？”

至于4万亿投资大计，虽说大部分投向了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项目，投向了基础设施，如前面提到的“铁公机”项目，但是这些领域本来也是民间资本少有涉足和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对此有比较清晰的分析。他认为，4万亿投资计划并没有产生政府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造成“国进民退”的态势。但他同时也对政府投资的势头强劲，而社会投资疲软的现象表示了忧虑。“此举（4万亿政府投资）的短期效应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从长期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仍要依靠工业、依靠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总之，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国营未尽高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与民争利、赢家通吃非长治久安之道，历史上这两次“国有化”的教训，足以为后来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