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当众多诗人将目光集束于归来者诗群身上时，却忘记了另一群人，一群在诗歌经历漫漫长夜的煎熬中手持火把的人；一群在经济大潮袭来时没有退却仍然坚守诗歌阵地的人，是他们让诗歌在严寒中守住了最初的春天，是他们让诗歌成为商品大潮中唯一没有沦陷的最后孤岛。
时势造英雄，时势更能产生懦夫。别说文革，看看当下社会，这样的事情还少吗？所以我从来不相信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孩子就敢言爱的感情骗子，更别说他是如何对待诗歌了。诗人中的叶公不乏其人，如果你听说那位诗人发誓将自己的一生嫁给诗歌时，如果不是一个疯子，往往是他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
我至今都不知道，元文兄是怎样由一名工人蜕变为一名编辑的，但我亲眼看到的是，他是怎样由一个业余写作者经过艺术的羽化而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作家的，虽然我不喜欢“职业”这个词，但中国作家的身份，不知能不能改变人们世俗的认识。(青海原上草的博客)
原上草：一个诗歌的守夜人
李天琪
散文写作有“在场主义”，诗歌的写作到底要不要在场，手边的资料尚付阙如，不敢妄加揣测。
但在新诗经历一段狂飙突进般的高歌猛奏之后，诗坛沉寂了。诗人的集体离场，让诗歌遭遇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以来“诗歌中兴”之后的第一个严冬。
诗人的沉沦，让诗歌也同样遭到劫持和绑票。人们常把体育赛事比作和平年代没有硝烟的战争，战争为什么一定要有硝烟呢？相对于诗歌这种精神高地，诗人在一个经济社会与自己的精神追求进行决裂，不啻于是一场厮杀，虽然没有硝烟，但绝对惊心动魄。
创作也有黄金期，当一个人的创作盛年缴械于时间的对峙上，做了金钱的奴隶或者诚服于拜物教的原旨中，折身回来，如果不是东山再起，也与日迫西山区别不大了。
证据表明，一个诗人的代表作常常诞生于25岁至40岁之间。十年文革让一代人耗费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但也诞生了像叶辛、梁晓声、刘震云、余华这样伟大的作家，经过了十年的商海沉浮，谁又会成为诗歌大海中的弄潮儿呢？
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面对大批的诗歌归来者，北京诗人洪烛曾经将种现象归结为“归来者诗群”，并且编辑出版了“归来者诗丛”，从文本上进行了确认。
归来者诗群，已然成为诗歌建设的生力军，浩浩荡荡，以不可扫荡之势横扫诗坛，让人为之侧目和感叹。
诗人也是读者，我注意到，当众多诗人将目光集束于归来者身上时，却忘记了另一群人，一群在诗歌经历漫漫长夜的煎熬中手持火把的人；一群在经济大潮袭来时没有退却仍然坚守诗歌阵地的人，是他们让诗歌在严寒中守住了最初的春天，是他们让诗歌成为商品大潮中唯一没有沦陷的最后孤岛。
与归来者的喧嚷相比，这些诗歌的在场者反而愈加沉默了。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在阴影中呆久了，就会成为阴影的一部分，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些诗歌的坚守者在今日诗坛的现状再合适不过的。不过，我更愿意将他们看做是诗歌的守夜人。
如果说“诗歌的守夜人”这个称呼还有一点亮色的话，青海诗人原上草当得起这一微弱的光环和荣誉。
大约一年前，我们通过彼此的博客再次相遇，分别近二十年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好在有博客默默的讲述。我向来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诗歌应该是他心灵最后的密码。
震撼我的并不是他的这些诗歌，也不是他那些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而是这么多年，无论经历怎样的人生历练，他都没有放弃诗歌的那份坚定信念。
时势造英雄，时势更能产生懦夫。别说文革，看看当下社会，这样的事情还少吗？所以我从来不相信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孩子就敢言爱的感情骗子，更别说他是如何对待诗歌了。诗人中的叶公不乏其人，如果你听说那位诗人发誓将自己的一生嫁给诗歌时，如果不是一个疯子，往往是他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
说起与诗人原上草的交往，我更愿意称他为赵兄，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取一个让人感觉如此孤单，如此荒凉的笔名呢，其实他有一个更为真实更为诗意的名字，这就是赵元文。
大约1993年左右，我在兰州一家区域发展报做记者，赵兄在兰吕上班。那时候，中国媒体的春天还尚未到来，像《兰州晨报》，《西部商报》都没有出生，为数不多的几家报纸都还保留着副刊的位置。我所供职的报纸也一样，常见元文兄来报社送稿，一来二往，我们便成了朋友。
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曾经去过元文兄的职工宿舍，在狭窄逼仄的空间里，既要睡觉，又要做饭，书房是卧室，也是厨房，但他显得特别乐观，丝毫没有被生活压迫的颓废感。当时他还拿出刚刚写的一首关于写女性的《水》的诗歌让我给他提意见。现在想起这些都好像刚刚发生。
那时我写散文，元文兄专修诗歌。我曾经在诗人马萧萧的博客中看到元文兄追忆我们交往的留言，他说：“十多年前，我在兰州西固打工，认识天琪老弟，也去过他租住的房子，他当时在兰州一家报社工作，他还送我《李老乡诗选》一书，他是个有情有意的文人”。
我不知道元文兄去过我那一个出租屋，早都忘记了。但送他的那本《老乡诗选》，我还有点印象。那是我在甘肃人民出版社《老人》杂志工作期间同在一个办公室的马一青送我的，她是《李老乡诗选》的责任编辑。与这本书一同送给我的还有现在供职《凤凰周刊》的总编师永刚先生的《仰望灵魂》。一本送给了元文兄，一本至今还躺在我的书柜里。
因为后来我搬进了市里，很少再去西固区，我们的联系便少了起来，以致失去了联系。从他的博客里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大概情况和生活轨迹。与我的离开出版社去开书店相比，元文兄走了一条和我相反的道路。
他从事过工人、政工、报纸文艺编辑、文工团编剧等工作，即便现在，他也供职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文联。纵观他所走过的每一条道路，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无不在向他心目中的诗歌圣地——麦加挺进，而我却选择了逃离。
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他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但在一个残酷的现实里，元文兄却选择了一个在众人看来并不聪明的道路。不说外人，单说写诗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诗歌的百无一用，但他却是痴迷不悟，怀抱诗歌的柴薪取暖。让人感动之余不由从心里生出一种敬畏。
许多人写诗，总是对诗歌保持着一种自觉的警惕，无论他发誓对诗歌多么的忠实，但若让他在现实和诗歌当中做出取舍，答案根本不用我们猜测。元文兄用行动做为我们做出了意外的回答。
我曾经好几次想以《一个用生命来写作的人》来写写我心目中的元文兄，但好几次都不能成文，因为我愈来愈发现，我心目中的元文兄是变化不居的，仅从文字中还难以廓清他真实的形容，有些事情必须交给时间回答。
虽然他给我留过一个电话，但我们很少打电话联系，并不是时间造成的隔膜，而是彼此的默契，所有的表达，通过博客或者纸条都已获得一种无言的交流。只是他在鲁院学习期间我们才打过几个电话！
至今，我听过有专业作家，但还很少听到有专业诗人的。许多诗人都是把诗歌当做副业来搞，写再好诗歌的诗人，都有一个耐以为生的职业，这个职业或许与诗歌有关，比如诗歌编辑，有的与诗歌无关，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写最好的诗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是，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能将爱好和职业结合起来的人，往往是最幸福的，元文兄做到了这一点。
我至今都不知道，元文兄是怎样由一名工人蜕变为一名编辑的，但我亲眼看到的是，他是怎样由一个业余写作者经过艺术的羽化而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作家的，虽然我不喜欢“职业”这个词，但中国作家的身份，不知能不能改变人们世俗的认识。
先是进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接着是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随后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年三级跳，这在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作家眼里，无疑是让人垂涎的。真正的质的飞跃是他在鲁院的那些诗歌作品，《在鲁院想起先生》、《黄昏的二道沟河》、《三闾大夫》以及他当年出版的《精神的光焰——鲁院笔记》。
生活中，我认识的作家和诗人不少，但把写作看做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人却不多，将命运交给文字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元文兄是仅有的一个。当年众多诗歌的狂热疯子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中，集体退场时，他紧紧握着诗歌的火把，一个人悄悄潜入月黑风高的雪域高原，安静的写诗，这本身是值得每一个爱诗者为之致敬的。
我又一次想起了他的“原上草”的笔名来。过去，我没问，他也没说，但现在我似乎明白了这个笔名的深刻寓意，是不是只有生长在青海雪原高地上，才会点燃他的生命激情，是不是只有将它镌刻在三江源的石头上，才会流出诗歌的乳汁？谁能想到，他的生活走向会随着坨坨江逆流而上直抵孕育中华文明的生命源头？我想，当年蜗居西固一隅的元文兄恐怕也未知，写作也有着一种生命的元气息和神秘符号。
一个成熟的作家，总是具有一种精品意识，不想写或者不愿写的时候，他绝不会勉强自己，也不会滥竽充数，用连自己也不满意的文字敷衍和搪塞杂志和读者。与大多数诗人一天几首甚至几十首相比，元文兄的诗歌写作很艰难，保持着一种富有意味的慢节奏。
记得有一次，他这样告诉我：“关于诗歌，我越来越不会写了，很困惑……”说实话，每一个写作者都会经历迷茫的时刻。我在给他的回复中这样告诉说：“很正常！不要困惑！你才是真诗人，一个用生命来写作的人！认真读过你诗歌的人都会得出这个不折不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