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物权法（243）之四

解析物权法（243）之四

陈绪国

【原文】〖恶意占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百四十二条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恶意占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本条款，是关于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之法律适用规则与方法的重要规定。由此无权占有他人财产致其损害，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善意的与恶意的占有

（一）无权占有的性质

1．无权占有关系的性质

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关系的性质，常常指善意的无权占有与恶意的无权占有之间的关系，是一对核心而相当复杂的物权命题。依据本法本条款的规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是恶意的无权占有的当事人，对于善意的无权占有人则不作具体规定。

（1）概述

关于恶意占有人对被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各国立法均无异议，因为这是明显的零物权与除零物权之列，非得不这样规定不可。但是，关于善意占有人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各国立法有些争论。据权威文本介绍，认为“外国的立法多规定，善意占有人对被占有物因使用而发生的损害，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王胜明主编，姚红、杨明仑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第514页）

笔者认为，关于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及其是否赔偿的问题，是民法和物权法之重点、难点问题之一。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赔偿与不赔偿本身就存在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因果关系和系统论的技术推定问题，有些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况且，外国的物权法，也有普通物权法与制度物权法之分。譬如，德国民法典之物权法编，用大量篇幅规定了保护私人的土地所有权，特别的执着与卖力，土地的他物权保护条款也很多、很精致。可是，德国的基本法却板起另外一个面孔：“国家根据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可以对土地所有权采取剥夺措施。”（第14条）德国基本法就是制度物权法，对于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的关系，有着不同甚至于相反的推定方法。

撇开制度物权法的特殊规定不谈，即使是运用民法、物权法这些普通物权法来推定，仍然存在许多焦点、难点问题，不能过于简单地下结论。因为恶意占有与善意占有之间的界限有时候是摇摆不定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辩证地、系统地看问题，不应当截取初始的或中间的占有性质来推定，而应当由最后的占有性质来推定。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说：某人捡拾到10万元的现金，排除偷窃、抢劫和合伙作弊等方面的可能性以后，在捡拾人持有、管有期间内，确认捡拾人为善意占有。持有人在法定的期间内，刊登了寻物广告，寻找了失主，并将所捡拾到的全部现金交给了派出所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圆满的善意占有。

当涉及到善意占有人对被占有物因使用而发生的损害，应当有个合理使用量、合理比例量或者合理提成量的规定才能公正。如果遗失人没有悬赏，捡拾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使用多少才算合理。假设捡拾人捡到10万元，私自占有使用了500元以下是合理的，那么私自占有使用了500元以上甚至于成千上万元，是否构成恶意占有、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返还原物的责任呢？假设捡拾人捡到100元以上、100元以下，该作如何处置呢？中国物权法没有具体规定，德国民法典物权法编就有这种规定。从第965条至第984条，就是“拾得”方面的规定，关于拾得人权利与义务均条分缕析。

德国物权法规定：物的价值不超过10个德国马克的，无需通知（遗失人或所有人认领）（第965条第2款）；物有腐败危险的，或保管需要过巨的费用的，拾得人可以将物交付公开拍卖（第966条第2款）；拾得人只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第968条）。由此可见，所谓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除了一般的性质推定以外，还有动态值、时态值、数量值、变量值、比例值、允许私自占有值等方面的量变质变推定。

该国物权法（民法典）第968条关于“责任的范围”规定“拾得人只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并不是无原则地一概排斥“善意占有人对被占有物因使用而发生的损害，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是有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因果关系的边界线的。故“善意占有人对被占有物因使用而发生的损害，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是一个法律公式，应当说是个法律建议，或者说是个总体上的法律方针。

应当指出的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善意的无权占有蜕变为恶意的无权占有，只有一步之遥，这是量变质变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有的恶意的无权占有，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善意的无权占有。

（2）三大物权法系与两大操作系统

通盘考量，关于占有性质的推定，三大物权法系的功能特征是不一样的：

制度物权法系为拓展型无权占有推定，无权占有范围、恶意占有范围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范围等，均大于其他物权法系。法律的权威性、严格性、效力与溯及力等综合指标均高于其他物权法系。

担保物权法为法锁型无权占有推定，无权占有范围、恶意占有范围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范围等，均受技术物权原理规范，推定的占有关系品种不会太多、太繁杂，出现错误推定的情况较其他物权法系明显减少。法律的权威性、严格性、效力与溯及力等综合指标仅高于普通物权法系。

普通物权法为繁杂型无权占有推定，无权占有范围、恶意占有范围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范围等，因占有关系的动态与静态、变态与固态、单态与复态等形态不同而不同，民间占有关系历来具有“合为诚，和为贵”的习惯物权法传统，故从总体上考量，在一定的局域内，物权化调整结构是柔和的。以上占有三大范围，较之其他物权法系相对地有所缩小。法律的权威性、严格性、效力与溯及力等综合指标均低于其他物权法系。

如果再概括一下，各种占有性质的推定，以及各种物权法系，是由两大操作系统组成的：第一是闭路系统，即本物权法系系统。这是本位的系统，推定占有性质未见与其他物权法系牵连时，可以独自完成整个的推定任务。第二是开路系统，即本物权法系系统外加其他物权法系系统。这是加强本位的系统，推定占有性质已见与其他物权法系牵连时，不能独自完成整个的推定任务，需要参照其他物权法系的规定来推定。

原则上，制度物权法系优于担保物权法系、普通物权法系，担保物权法系优于普通物权法系。运用开路系统推定法，应当遵循以上原则，不能胡乱地选择法律体系与法律条文。否则，所推定的占有性质就容易出现错误，甚至于耽误大事。

2．三大物权法系侧重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的推定，各种物权法的推定方式略有差异。将物权法体系弄混淆了，有可能铸成大错。这一点，要引起我们格外重视，不能疏忽大意。

第一，制度物权法相对从严推定。

制度物权法对于各种占有关系的管制是最为严格的。其目标制度或者制度目标，是从严把握非法占有、恶意占有的，一般要求从快或从重依法打击各种非法占有、恶意占有的行为与不法分子。尽管制度物权法基本不提占有关系，然而，其以其他提法来规范占有关系，有着明显的广谱性、重要性、标准性、特殊性和含蓄性，实质上比民法体系规定的占有关系更加深入、更加完备。

制度物权法的从严性质，也分为三个等级档次的：最高等级是刑法，其次是行政法，再次是经济法。当然，法律的效力，统统莫过于宪法。但是，宪法一般不作为诉讼的工具对待，极少运用宪法来界定各种占有关系的。

一些涉及到侵权较重、后果较重尤其是涉及到经济犯罪的案例，往往是侧重于后果，而不太注重原因的。类似于制度物权法之占有性质问题，一般推定为恶意占有，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多数经济法、行政法附有法律责任条款，罚款是最常见的责任追究办法。对于诉讼时效除权法，更加需要从严把握，不能擅自减刑、减罚。

不要以为制度物权法集中于宏观控制是粗线条的规定，就认为不存在精细化推定的问题。制度物权法体系里面，各个层次的法都有，从宪法到经济法、行政法、地方法、条例与自治条例和规章制度等，有人大立法的，有各级政府立法的，能够构成巨大的法的网络系统。

某些占有关系，在普通物权法里面根本不算什么事情，在制度物权法里面却是斤斤计较，丝毫也不让步。普通物权法对于民事之间的借贷没有格外的占有性质推定，借款人向出借人还款日期的责任追究制度，并不很严格、也不是一刀切的推定。有的晚还款几日、几月甚至于几年，可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处理，并不一定要推定为恶意占有和追究责任。制度物权法对于民事之间的借贷有格外的占有性质推定，借款人向出借人还款日期的责任追究制度，有些是很严格、有些是一刀切的推定。譬如，单位或者个人借贷银行的款项，以借记消费卡为例，如果借款人不按照银行规定的期间还款，哪怕是差几元、几角钱，哪怕是逾期还款一两天，就有可能被银行罚款几十元，每日万分之五、年息高达十八点二五的利息照缴不误。如果借款人拖欠银行数额较大、时间较长的，甚至于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上述例子是有些极端，而从整个制度物权法看来，所谓极端的情形是相当多的。

本文论述制度物权法是相对从严的占有性质推定法系，是相对于普通物权法和担保物权法而言的。确实地说，制度物权法本身肯定存在许多绝对从严的法律规定。制度物权法的权威性与效力，分布于本身的相对从严和绝对从严两个组成部分，两个部分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

普通物权法主要是管民的，很少是管官的。制度物权法既管民、又管官，管官的比例甚于管官的比例。制度物权法占有性质的推定，往往注重事态的性质和后果，不太强调事情发生的后果。由初始时的善意占有，顺水推舟地推定为恶意占有，这样的概率是很大的。

比如，地方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征地和房屋拆迁，不经合法程序、与权利人协商解决、不合理安排补偿与保证妥善安置，便强拆民房、强征土地，对于被征地、被拆迁者应当担负赔偿损失的责任。当然，依据公共利益需要而征收土地、拆迁房屋，通过合同约定、合理补偿的方式来剥夺被征收、被拆迁人的财产权是有强制性的一面，这里面可推定为善意占有。但是，地方政府不分青红皂白、不顾法律后果地强制拆迁，容易导致由善意占有而蜕变为恶意占有，并造成权利人财产、生命损失的严重后果，故应当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涉及到犯罪的，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担保物权法相对适中推定。

担保物权法是相对成熟的物权法，其占有对象相对稀少，各种担保占有关系层次分明，法锁关系与信托关系相当明晰，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配套合理，容易记忆与操作，加之几千年来的反复试验与改进，相关法律日臻完善，可以驾轻就熟。故担保物权法既不需要从严、也不需要从宽推定，按照担保物权技术标准推定即可。

【案例】某清洁女工在某机场垃圾桶捡拾到一个编织袋，里面有价值50多万元的黄金首饰。直至事发后，才知道是香港某珠宝公司的负责人遗失的。当时她不知道是什么物品，她自己拿回家去打开看才知道是贵重物品。正在她是否报案而犹豫不决时，3天内民警找到她家里来了，并起获了捡拾物。

对于这个案例，应当注意的是：（1）本贵重物品之占有，难以判定是善意占有或者是恶意占有，但可以视为特殊留置权之占有。清洁工捡拾到价值不菲的黄金首饰，遗失人应当给予赏金。因为捡拾人不知失主是谁，又害怕得不到赏金，她有暂时占有此物的权利，出质人可视为暂时缺置。（2）捡拾人返还原物给失主后，不应追究捡拾人的治安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失主应当适当地给予捡拾人以物品保管费与赏金。无论失主是否起诉捡拾人，都可以一律免予法律的全部责任。

为什么要作出以上两个结论呢？因为：

其一，这不是个普通的捡拾案件。因为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金融管制制度不同，香港对于黄金交易是相对自由的贸易，而大陆对于黄金走私打击得很严厉。香港商人登机前要接受登机物品申报与检查，他携带大量黄金首饰出关，风险可想而知，起码他得交纳一大笔出口报关税。一般人会认为那位商人太粗心大意，故而“遗失”了价值数十万元的黄金饰品。想想看吧，世界上有这么粗心大意的黄金珠宝商人吗？即使是白痴也不会这么粗心大意。他极有可能是故意扔在那里，暗中派人监视，然后相机行事。商人他知道整个候机室是有摄像头的，谅捡拾者她也插翅难飞，而且清洁工是机场内部员工，一眼就认识出来了。

其二，此项案例可定义为特殊留置权。特殊留置权，法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留置权”、“物权编以外的留置权”。如不动产出租人的留置权、营业主人的的留置权等，这些留置权的成立要件与效力，与民法典物权编或物权法规定的一般留置权具有不同之处，尤其是在牵连关系方面，主要是债权人独立自主的程度比普通的留置权大一些（梁慧星、陈彬《物权法》（第四版）第380～381页）。捡拾人的留置占有权，是在特殊环境、特殊情景条件下产生的占有权。即使是捡拾人知道这是贵重物品，立即交给机场民警或者相关部门处理，那么，香港珠宝商人的黄金首饰有可能面临着课重税、罚款甚至于被没收的危险。捡拾人没有立即交给机场民警或者相关部门处理，为遗失人排除了担忧与财产损失的危险。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捡拾人可以有限期地占有遗失物，并可以适当地收取保管费用，甚至于可以向遗失人请求领取赏金。

其三，应当免除捡拾人的法律责任与赔偿责任。捡拾人的所作所为对于遗失人并无损害，反而有利。因为遗失人排除了担忧与财产损失的危险，受益很多。并且，没有证据证明捡拾人的行为对于国家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按照“主不诉，法不理”的司法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所以不应追究捡拾人的治安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第三，普通物权法相对从宽推定。

已知，现行的普通物权法将占有区分为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两类性质，无权占有分为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两个派别。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善意占有人不负担此种损害赔偿责任，或负担返还原物的责任。

普通物权法与制度物权法有所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几点：

一则，此类占有关系性质的推定相对从宽。一般采取比较温和的办法来处置，比较重原因，不太注重后果。对于善意占有的，当事人返还原物即可，不必赔偿权利人的损失。但在制度物权法里面，有时候不仅仅要求当事人返还原物，而且还要求当事人赔偿权利人的损失，甚至于更重的处罚。

二则，对于恶意占有人赔偿损失也有特定放宽的条件。普通物权法之财产保护大多数受诉讼时效限制，所有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不主张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权利的，均视为弃权，不受法律保护，对于恶意占有人从宽处理。制度物权法之财产保护大多数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恶意占有国有财产的数额越大，越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数额巨大的永远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一点，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三则，此类占有关系性质有许多习惯法的成分而相对从宽。普通物权法占有关系性质的推定，主要由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义确定，合同关系基本上决定了占有关系的成立、变更、转移与消灭，占有人对于准占有人（将占有人）是否作出优惠与恩惠的选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在商品交易领域中经常遇到这些事情，故普通物权法难以作一刀切的办法来断定无权占有与赔偿损失，总体布局上是善意占有的范围较宽、恶意占有的范围较窄。制度物权法就不同了，所保护的财产主要是公共、公益或公众财产，不采取果断的、强制的措施，就缺乏法律的权威与效力。因此，总体布局上是恶意占有的范围较宽、善意占有的范围较窄。中国历史上，历来是“重刑轻商”的法律体系，因为制度物权法是治国、安邦、持家、平天下的重要保证，不得不出狠招来惩治。

教科书和权威解读文本仅限于解释普通物权法之占有关系与赔偿可能性问题，这种解读方法是“就民法论民法”。他们避开了源流法律、疑难问题，是相对保守的研究方法。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思想中，现实主义的和宏观成分的少一些，浪漫主义的和微观成分的多一些。不排除有的人故意回避现实、回避矛盾，避难就易，避重就轻。然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回避它们是有害无益的。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公职人员受私人请托，收受他人“好处费”几万元，就有可能违反刑法规定，或被判处有期徒刑、退脏和罚款处理。然而，非公职人员之私人受私人请托，收受他人“好处费”几万元，是否被判处有期徒刑、退脏和罚款处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的。这就是普通物权法与制度物权法的一个执行措施上的区别。有的私人朋友之间之间借贷，数额在几千至几万之间，债权人可以决定不用还或者少还、决定迟延还而不计较赔偿责任，这种宽大处理的情形在制度物权法中是较少见到的。因为国有财产权利的行使，是政府信托与职业经理人信托制度规范的，是不允许国有资产擅自白白送给关联人的。

普通物权法对于善意的占有，仅仅作为一个简单式的推定：善意的占有，一般指占有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占有的权利而进行的占有。除此之外，就是恶意占有的范畴了。但是，制度物权法不仅仅限于以上推定，一般而论，还要增加其他一些推定：是不是违反行政法的规定？是不是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是不是违反刑法的规定？等等。显然，制度物权法里面的恶意占有范围和赔偿责任范围，往往大于普通物权法的范围。这些法律要件与事实要件很重要，我们应当有所了解。否则，将个《物权法》背得滚瓜烂熟，遇到其他问题同样地容易走错路、犯错误，甚至于违法乱纪，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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