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他在向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这个思想原则。
遵循着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
一九四一年三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 ”。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底贡献。”我们党的教育人材“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一九四一年九十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详尽地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思想理论都作了高度的评价。陈云同志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同志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同志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刘少奇、周恩来同志未参加这次会议。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十九日，张如心同志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可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他说：“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这篇文章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的时候，也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朱德同志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又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一九四二年陈毅同志发表的《伟大的二十一年》关于思想方法问题论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指出毛泽东同志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他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刘少奇同志《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论述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他在文章中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王稼祥同志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他说：“遵义会议之后，党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又说：“党中央老早告诉我们，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全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增强党的战斗力量。”(在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机关第一学区反省大会上的讲话纪要)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中央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七月，罗荣桓同志在《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中，也同时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文章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 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看到的材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同志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报告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一九四五年六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以上说明，毛泽东思想在“七大”正式提出之前，党内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至少有四五年之久。许多领导同志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上作过阐述。在酝酿的过程中，开始的提法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以后又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等提法，这些提法的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同时并用的，直到“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且写进了党章。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报告，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提法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总之，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是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