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三)
“四人帮”受审 邓小平复出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篇 “四人帮”法庭受审
“红女皇”悬梁自尽
1-44 江青制造了一系列诬陷案
江青在法庭上的表演
1980年11月10日，特别法庭派书记员到秦城监狱将起诉书副本，分别送达被告江青等人。当书记员让江青在收到起诉书副本的送达证上签字时，江青竟将日期写成了“一十月”。当书记员给她指出时，她看了看后自己也觉得好笑，冷冷地笑了两声，然后用笔将写错的日期改成了“十一月”。
对江青的审讯从11月26日开始进行。
前一天晚上，江青一夜没有睡着，在床上翻来翻去。想起几十年来在政治波涛中的沉浮，凭着自己的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居然挺过来了。而现在眼看着桃子就要摘下，就要登上女皇的宝座，却被一个突然而来的巨浪掀到了最底层，使她几十年来苦心夺来的职位和权力，毁于一旦……。她每想起这些，禁不住心头火起。
她一想到在法庭上贴着的标语和口号：“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清算林彪、‘四人帮’犯下的血债！”她心里就十分紧张。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的旁听席上坐得满满的。9点整，江青由两名女法警押入法庭的被告席。江青感到几百人的眼睛都盯着自己，便努力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审判长问：“江青，我问你，1974年10月17日晚上，你在钓鱼台17号楼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开会，秘密策划，这是不是事实？当时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策划什么？”
一提起这天的事，江青就知道问的是：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们派王洪文到长沙见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的事情。过去已被讯问过好几次了，她对这件事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此刻在法庭上，她仍然不予承认。
“不是事实。”江青回答后，她歪了一下头，摸了一下助听器的耳机，又改口说：“我不知道。”
“我问你，当时你们四个人在一起商量什么，策划什么？”审判长又威严地问。全场鸦雀无声。
江青扶了一下眼镜，撇着嘴角说：“我已经讲了不知道！策划了什么我怎么会知道？”
审判长进一步问道：“你当时说了些什么？你自己总该知道。”
“我……我不知道。”江青还是无动于衷地回答。
审判长早就预料到她不会老实回答，便宣布：“被告人江青否认事实，记录在案。”
接着，审判长又连续问了她几个问题：“王洪文去长沙，到毛主席面前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是不是你们共同策划的？去长沙的目的是什么？王洪文已经从长沙回来，向你汇报了毛主席如何讲的，你还要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执行任务时，再次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你当时交代她们二人怎么说？”
江青还是那句话：“不知道！”问到最后，她干脆闭上眼睛，摇头不答。
审判长宣布：“被告人江青继续否定起诉书上已认定的事实，记录在案。”
这时，一位公诉人发言，指出江青当时的犯罪事实，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建议法庭出示证据，并传有关人员到庭作证。
工作人员用投影仪在幕布上映出了王洪文亲笔写的有关材料，播了姚文元有关这次策划的证词，和毛泽东当时身边工作人员有关这一事实的证言，并让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
江青没有想到，法庭能一下子能摆出这么多证明其犯罪事实的证据的，特别是使她十分恼火的是，这个由她和张春桥一手提拨起来的王洪文，今天竟是个叛逆者。她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无可奈何，又闭上了眼睛，极力装做镇定自若。
公诉人最后指出，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完全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长沙告状”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邓小平有计划地诬陷，其目的就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法庭宣布这次调查结束，将江青带下去。江青不肯走，她甩脱法警的手臂，尖声喊叫：“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申辩！”
“为什么不让我申辩？”江青大声叫道，“我有权说话！”
旁听席上引起一阵议论。
12月3日，第一审判庭再次提审江青，调查江青私设专案组，诬陷、迫害刘少奇等人的事实。
江青被押到被告席后，仍旧是不发一语地坐在被告椅子上。审判长问她：“1967年5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后，这个专案组由你江青主管，由你直接控制，并且还伙同康生、谢富治两个主犯，由你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大量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定了定神，用手按了按耳塞机，傲慢地抬起头望着台上：“我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我是受中央委托参加的……而且，而且我当时是个助手。”她知道法庭说她直接指挥、控制专案组，这种提法是很有分量的。
台上公诉人立即请法庭出示有关证据。
在屏幕上映出了一份材料。这是当时“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面有谢富治在1968年2月26日写的一段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听清楚了没有？江青，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摇了一下头，紧闭着眼睛：“这是谢富治写的，当时我并没有那样做。”
屏幕上立即又映出了江青亲笔写给“专案组”的一封信。这是1968年6月26日，“专案组”没有把刘少奇的原始材料送给她，而只送了一份抄件，她为此大发脾气，写了这封信大加责问，说“专案组”没有把原件送给她看，对她“有夺权现象”。后面还附有谢富治接到这封信后写的一份检讨，其中写道：“自中央专案组成立以来，……特别是您，对所主管的专案尤其抓得紧，看得深，指示具体。但是我们对这此指示领会得不深，理解得不透，……特别是对江青同志主管的专案，首先向江青同志汇报和请示得不够。……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政治原则问题。”
工作人员把证据当众宣读并展示后，又把江青信的复印件交给了江青，让她自己看。江青接过材料，摘下眼镜，一页一页地翻看，看了又看。
“江青，看清楚了没有？这信是不是你写的？”台上追问。
江青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没有记忆，没有印象，忘记了。”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对我写的也没有记忆，……”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不过，那是我写的。”脸上现出满不在乎的神情。
公诉人又提请法庭播放江青在1968年9月18日的讲话录音。立刻，扩音器里传出了江青12年前微带颤抖的尖细的声音，那是她接见几个文艺团体代表时讲话的录音。
“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具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声音突然变成了喊叫：“……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剐……”
江青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不禁为之感到好笑，可是马上又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来。
“江青，听清了没有？”
“我听不大清楚。”江青回答说。
工作人员又重放了一遍。
“江青，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听出了是我的声音，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讲的话，插了这么一段。”
法庭接着列举了大量证明材料，证明江青为了制造伪证，逼取诬陷刘少奇、王光美的假口供，从1967年5月至10月，由江青直接决定逮捕、拘留、关押的受害者达十一人。
为了逼供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是“特务”，在全国各地还逮捕了大批人，仅北京一地，被捕受审者就达64人。
审判员问：“江青，1967年6月8日逮捕郝苗，是不是由你决定的？”
“记不清了。”江青大声回答。
于是法庭宣读和展示了一份报告，报告头上赫然几个大字：“照办。江青六月八日。”法庭又传来了郝苗出庭作证。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江青只得承认：“字是我写的。”
原“专案组”组长萧孟也出庭作证，当时诬陷、逮捕王光美是江青伙同康生一手策划的。然而她却说：“批准逮捕他们，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当时受到江青、康生、谢富治关押的，中共八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就占76.7％，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占82.4％，中央军委副主席占85.8％，三届人大委员长和既是中央委员又是副委员长占70％，国务院副总理占86.7％，中共中央各局第一书记占80％，中共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占75％……
仅仅按照起诉书上列出的统计数字，受迫害的群众干部就有7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34000多人，受到各种不同程度株连的多达一亿人。
对江青的审问调查，先后进行了六次。其间，江青大多数时间不发一言，但不时表露出对法庭审问的不满情绪，她说法庭是“国民党”、“法西斯”，说检察员是“讼棍”，还高声叫喊：“我就是无法无天，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在江青的心里，她总以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人们不敢对她怎么样。
法庭庭长当即警告：“江青，你吵闹法庭，违反了法庭规则，要罪加一等！”
审判长也提出警告：“你这是蔑视法庭！你是被告，我受全国人民的委托，就是要审判你！”
1-45 江青诬陷聂荣臻夫人是“特务”
在审讯江青制造的一系列诬陷案时，江青不肯承认是自己所为。
1948年4月，党中央从陕北迁移到河北，毛泽东主席住在河北阜平县陈南庄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不久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后侦察到此事为国民党潜伏特务所为，案发后该特务被查了出来，并处以死刑。
可是，到了1971年1月3日，江青在华北会议上讲话，说1948年毛主席由延安到华北住在陈南庄，结果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接着她就毫无根据地将这件事情架在当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身上，说是张瑞华告的密。
在法庭上，江青却不肯承认这是自己所为，而一口咬定是：“听康生讲的。”她以为康生已死，死无对证。
1980年12月12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江青时，法庭当面宣读并播放了江青1971年1月3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张瑞华可能是特务。1948年主席由延安到华北，在华北军区司令部驻地阜平县陈南庄，结果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是否张瑞华告的密？”
审判员指出：这次轰炸，确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密报造成的。但在解放初期已经破案，罪犯已受到惩处。事隔二十多年，你江青竟把罪名栽到张瑞华头上，是别有用心的。为了说明事实，法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一九四八年敌机轰炸阜平、平山情况》。
江青听后承认当时就知道这案子已破，作案的特务已枪毙。面对着法庭出示的证据，妄图继续狡辩的江青顿时哑口无言。
1-46 江青诬陷孙泱是“特务”
孙泱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秘书，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曾与著名作家刘白羽合著长篇人物传记《朱德传》。“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一伙迫害死亡。孙泱的妹妹孙维世，就是人们传说的“周恩来总理的养女”。
张春桥在文革中看了《朱德传》，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后来，孙泱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特别检察厅检察员王耀青揭露江青诬陷孙泱和刘白羽，其目的是为了诬陷朱德委员长。
江青对此不承认。
法庭播放江青1970年7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的讲话录音：“……这个孙泱是这样自杀的，接着他的岳父也自杀，都自杀了，怪事不是！孙泱参加过复兴社，复兴社是军统，孙泱也是写《朱德传》的啊！这个知道不知道？我又给你们提供一个线索。你看这个灭口太厉害了，因为你们泄密了。”
接着，法庭播放1967年9月16日江青接见北京部分大专院校代表时的讲话录音：“孙泱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务。不仅是国民党特务，他很可能是日本特务，还可能跟苏修有关系，你们就保他。”
法官问：“江青，这是你讲的吗？”
江青承认是自己的讲话。但又说：“这个案都不是我定的。”在法官追问时，江青眼看无法赖掉，就将此事推到了国家领导人身上，受到了审判员的制止。
1-47 孙维世冤案
孙维世成了周恩来的养女
孙维世与其兄孙泱都是朱德挚友孙炳文烈士的儿女。朱德曾和孙炳文一起到欧洲寻找共产党，他们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同时加入了共产党。
孙维世的父亲牺牲的时候，她才6岁。她的母亲任锐当时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只能将年长的儿子孙泱带在身边作个帮手，无暇顾及年幼的女儿。
孙炳文和任锐共有五个儿女：大儿子孙宁世又名孙泱，二儿孙济世，三儿子孙名世，大儿女孙维世，小女儿孙新世又名黄粤生。
孙炳文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由蒋介石亲自下令，被残暴地腰斩于上海龙华。任锐为继续革命东躲西藏，无法抚养小女儿，就把她送到大姐那里，因为这小女儿生在广州，就取名为黄粤生。解放后，在粉碎了“四人帮”时她才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孙新世。
孙炳文牺牲后，周恩来夫将他年幼的女儿接到身边，倍加关爱。从此，孙维世就成了周恩来夫妇的掌上明珠。 周恩来、邓颖超与养女孙维世在西柏坡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锐与儿子孙名世、女儿孙维世同赴延安，同入马列学院学习，两代三人成为革命学府的同学，一时传为佳话。1938年，年仅17岁的孙维世加入了共产党。
任锐1949年初病逝于天津，孙名世则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
1939年，周恩来到苏联治伤（一天，周恩来骑马去抗大作报告，江青陪同一起去，由于江青突然用鞭子抽马，周恩来骑的马受惊奔跑起来，将周恩来摔下来，手臂受伤），带着已经长大了的孙维世到了莫斯科，孙维世报考了莫斯科戏剧学表演系和导演系。解放后年纪轻轻的孙维世就担任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
1968年3月1日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突然突然冲进孙维世家里,
将正在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孙维世抓了起来。孙维世被加上莫须有的“苏联特务”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逮捕孙维世的并非公安机关，而是一批空军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是根据叶群的指示将孙维世抓走的，而叶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为了阻止周恩来营救，他们没有将孙维世关进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看管”，而是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将孙维世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
在此之前的1967年12月的一天，孙维世在自己家里，曾亲眼目睹着一群来路不明的公安人员，将自己的丈夫金山抓走，金山的罪名是“特嫌”。
可是，了解金山的孙维世却知道，1935年到1936年，金山曾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对于江青当年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的与唐纳结婚，然后又与已有妻小的章泯同居等事情都是知道的。江青能不恨他吗？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江青还知道金山在重庆时，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过进步的戏剧活动，因此也是想从他的口中了解到周恩来的一些事情，挖出一些她所想要的“材料”。
可是，金山在监狱里被关了整整7年，江青连一点“材料”也未曾得到。
于是，江青很自然地将挖周恩来“材料”的目标，锁定在孙维世的身上。
孙维世三拒江青
1949年秋天，毛泽东出访苏联，江青要求前往，没有得到批准。曾经留学苏联的孙维世却被任命为随毛泽东访苏的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访问中的一切机要工作。
出访归来，江青找到孙维世，要她谈谈随同毛泽东出访的情况，孙维世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没什么好谈的。此后，孙维世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可以自由进入中南海的极少数女性之一。孙维世成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红色公主”。这当然引起了江青的不满。
在青年剧院的工作中，孙维世认识了担任副院长的著名戏剧家金山，两人相互产生了好感。金山在与张瑞芳离婚后，于1950年10月14日在北京和孙维世举行了婚礼。
金山作为著名演员，曾于30年代的上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与江青早有交往，了解江青在上海滩的一些事情。孙维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追求爱情的婚姻成了她命运里的“定时炸弹”。
1963年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曾找过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孙维世听后说她做这件事不合适。江青继续说：“我看你对话剧很有研究，过去你导演《保尔·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合作出一部这样的话剧。”孙维世再次拒绝。
1966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了。不久，江青对孙维世说：“《初升的太阳》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合作。”
孙维世听后，马上拒绝了。
孙维世与六姨三次见面
被捕之前，孙维世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她曾对她的妹妹孙新世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有什么关系。（周恩来）总理一定要保住呀！”
孙维世还对自己的妹妹说：“人一死，总是不好搞清楚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
孙维世和她的六姨任均（母亲任锐的妹妹----只大孙维世一岁），经常有来往。
孙维世要跟金山结婚，周恩来不同意，邓颖超也不高兴。但孙维世觉得跟金山说得来，剧本、演员、舞台、表演，有说不完的话，有共同事业。她坚决要嫁给金山。
金山是老地下党员，而且艺术上才华横溢。但他天性风流，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居然跟金日成的女秘书搞上了。据说金日成因此一怒之下把那个女秘书处理了。金山被送回国来，也面临着严重的惩罚。孙维世压力很大，没人交流，就自己一人跑到天津来找六姨任均说话。六姨见她不像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六姨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六姨很吃惊，说那怎么办？孙维世说她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
任均问孙维世，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孙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跟我离婚。
那天她们聊到半夜。六姨看到孙维世难过的样子，却无能为力，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第二天早晨，孙维世离开六姨回到北京。
孙维世活着的时候，有过最后三次见面。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孙维世戴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六姨家。她跟六姨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扫厕所。她跟任均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
第二次是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六姨，进门就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六姨，哥哥死了（孙泱死于1967年10月6日）。
孙泱死了？任均大惊。孙维世接着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维世很难过。她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孙维世问任均：“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任均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我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苹’的？还在呀。”孙维世说：“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被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任均理解维世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任均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等孙维世走后，任均便把江青的那张照片烧掉了。
第三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孙维世敲开了任均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她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就进到任均的屋里。她掩上门，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六姨看，任均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六姨心痛极了，维世是多么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孙维世告诉任均：“六姨，金山已被抓起来了。”任均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孙维世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孙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临告别时，孙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孙维世被折磨而死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来过六姨家。她为孙泱哥哥之死和丈夫金山被抓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有理，孙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
在江青指使一伙人抄了孙维世的家时，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抄到了当年周恩来接见《初升的太阳》演员时的一张照片。江青如获至宝，拿着这张照片在孙维世面前晃来晃去，其目的十分明白。
孙维世识破了江青、叶群一伙的诡计。
叶群也非常恨孙维世，非要把她整死不可。因为林彪在苏联养病时曾追求过孙维世，孙维世没有答应林彪的要求，林彪回国后和叶群结婚了，但是孙维世从苏联回来后，在哈尔滨遇到了林彪，林彪还对年青漂亮的孙维世想入非非，让叶群恨得咬牙切齿。
这位被人们称为周恩来养女的烈士女儿孙维世，同她的父亲一样勇敢，面对威逼坚贞不屈。
审讯人员开始问她如何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让她回国来搞什么破坏活动……
问者气势汹汹，孙维世听得莫明其妙。随后，“不肯合作”的孙维世被加上了莫须有的“苏修特务”罪名。
在监狱里，孙维世如同父亲一样铁骨铮铮。逼供者恼羞成怒，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开始了。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地折磨而死在五角楼。这一天正好是她与金山结婚18周年纪念日。死后的孙维世身上布满伤痕，据说头颅中还被插进一根长长的钉子。
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并怒斥：“她们连一个女孩子都不放过！”他强忍心中的悲痛，立即指示解剖尸体，追查原因。可是，江青、叶群一伙却强行将死后的孙维世定为“反革命”，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直到5年后，家属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书。
江青、叶群一伙人没有从孙维世的口中“挖”出一点有关周恩来的“材料”。
孙维世的大哥孙泱和妹妹孙新世
孙维世的大哥孙宁世(孙泱)，曾任朱德的秘书，后来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1967年“文革”中，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后，没几天，街头就出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泱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大标语。原来孙泱被残酷批斗，拒不认罪，被囚于地下室中，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呈现在暖气管上用绳索套住脖子的勒死状态。究竟是自杀，还是有人把他折磨死了以后，用那样的办法掩饰他杀的真相，成为一个永久之谜。
孙维世的妹妹黄粤生(孙新世)1949年从重庆转道香港到达北京，携着姐姐的亲笔信到中南海找到邓颖超，也被接纳为义女。后黄粤生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学成回国后，被安排到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担任讲师。
黄粤生因她的家庭背景显赫，人们都以为她必定会在高干子弟中觅到如意郎中，没想到她爱上贫农子弟李宗昌。她回国后将自己的恋情向“总理爸爸”和“小超妈妈”公开，得到赞同，遂与李宗昌结婚。
黄粤生在1966年6月以前，生活得非常顺逐幸福。到粉碎“四人帮”后她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孙新世，可是不久，她的丈夫因癌症去世了。两个女儿出外求学去了。
因为姐姐惨死，姐夫金山身心也备受摧残，黄粤生就搬到金山家里照顾他。最初，他们是各居一室，晚上如果金山身体出现问题，就按电铃，她闻声赶到金山身边照顾。后来，觉得这样很麻烦，他们之间已产生了感情，他们就住到一个房间了。后来他们办了正式结婚手续，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1982年金山病逝。黄粤生年老退休后，常到定居美国的女儿家长住。到2009年，她已经是83岁的高龄了。
孙维世的二哥孙济世解放后一度到北京任绒线胡同四川饭店经理，朱德、邓小平、吴玉章、陈毅常去那里吃饭。后来孙济世到成都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