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媒体报道评论规则对报道对象之不公平，可以通过下面两个新闻事件得到证明。一个是少女作家、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学生蒋方舟，在校庆前写给学校的公开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二是中国经营报质疑慈善家陈光标，引起各家媒体的激烈争论和真相调查。由于此两则新闻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注意，依照常规当会给相关当事方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

 

蒋方舟写了她的大学同学不敢或不愿谈论现实政治问题，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等社会弊像[1]。小蒋同学的表达虽然是文学化的，不够精确。但是稍有社会阅历的人和对时下就业升迁发财潜规有所了解者都知道：蒋方舟所述完全是特定体制下出现的一类体制性现象，绝不是清华大学学生所独有。这两天，日籍北大学生加藤嘉一发表的《我的北大体验》一文，则是以另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为例表达了和蒋方舟大致相同的观点[2]。

 

由于现有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多采用娱乐性炒作性方式，促成了当下媒体跟风报道和小评论式时评论政两大特色。此不仅容易造成舆论共振，产生强烈的放大效应；也容易偏向一隅，形成极端的舆论。依照惯例，平时各类媒体并不能深入了解一个地方、单位或一个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并对其中的是是非非进行有深度的报道和评论。个别揭黑报道乃是非常条件下出现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为。

 

通常的情况是：因为偶然事件引起个别媒体对一件事、一个单位、一个人的关注之后，在短时间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可以对此发表简短的时评。由于篇幅短小，理难说清，又因为出新出奇吸引眼球的需要，必须以小见大、言辞火辣，这种“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的小评论式文体，难免夸大其词。加上一段时间所有媒体、民众全力关注一件事一个单位一个人的舆论报道氛围，在现实的制度条件下，往往会给一些当事人和单位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

 

“清华怎么啦”，“清华的学生竟然这样”，“清华自己的学生揭露了这些，说明清华的管理必有问题”，类似的说法或观点怕是蒋方舟公开信之后，集中密集的舆论留给国人的。幸而清华的管理者采取宽容理解的态度回应这件事，否则任何一个不留心的做法，不合时宜的讲话，都会遭到媒体一致的炮轰。

 

但真正的问题是清华管理吗，造成小蒋说的现象之根源何在？对于普遍性的体制问题，言论界又该拿出怎样有说服力、有理论深度和现实价值的理论观念呢？这些问题多数媒体和言论作者并没有考虑。

 

依照舆论反映潜规则，当一个单位或个人平平常常、什么样的大事和创新冒险之事都不做的话，它既得不到舆论的关注也受不到舆论的批评。而当一个人或一个单位搞出某种创新或者干了某件足以吸引媒体眼球的事情的时候，在很大的程度上，该单位和当事的个人恐怕就要受到媒体高度的关注和严格乃至吹毛求疵的评论。由于顺着说“对对对”“好好好”，文章难得好看，也显不出作者的水平来，因此挑毛病和非议就是一般评论文章的主要写作去向。比如，当某地方领导出了“中午限酒令”或出了个“马上就办办公室”的时候，鸡蛋里头挑骨头的舆论集中轰炸，就会让弄出这些事的单位领导及其上级很是恼火。君不见，就是干了件天大好事的神木县委，其推行的全民免费医疗改革，一个时期里不是也遭遇到舆论乃至领导的不理解，导致相关当事人很是苦恼么？

 

再以媒体质疑的陈光标慈善捐款为例，难道社会不需要大力弘扬慈善行为？难道像陈这样的“暴力慈善”太多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为什么作出巨大努力，捐了十几亿元财物，帮助了众多遭遇困难与灾难的人们的慈善典型陈光标，会受到捐款数量、捐款来源、捐款用途、捐款方式、捐款到位情况乃至个人诚信度、企业经营情况的调查，会因为高调捐款或会因为捐款数量名列前茅而首先受到聚光灯式的照射。而其他基本不捐款或捐款数量很少或低调捐款的富商、大款、企业家、金融家、儒商，就可以不享有这样的待遇，不经历这样的照射和评论呢？

 

不错，记者是无冕之王，讲究诚信和真相是记者的责任，可是我们为什么总在做放大“战士”身上缺点的真相透视工作，而不去深入了解并曝光那些本应铲除的滋生蚊蝇的水沟，还有那些本应打击和消灭的苍蝇、蚊子和老鼠呢。

 

中国富人为什么宁可不为人知，偷偷摸摸的捐款助人，也不愿正大光明、大大方方的充当慈善家，一些人为什么一有成就便宁可移民他乡重头来过，也不愿聚精会神的在自己的土地上作大作强创造辉煌，不公平的社会评价与莫名其妙的清算或许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潜规则盛行之时，完全按照明规则行事且取得成功者如凤毛麟角。如果我们用放大镜审视每一个走在社会前列的人（依照社会规则行事获得成功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作为社会精英的无冕之王——记者，其所作所为符合潜规则而不符合法律法规，符合社会规则而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事情不是同样很多很多么？公众难道能因为记者吃了当事人的请，收了一点举报人提供的交通费，就一定要求首先调查惩处记者的腐败行为，而全然不顾记者反映的社会上真实存在的严重问题与重大腐败案例么？显然不能。

 

 

 

备注：

 

 [1] 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见蒋方舟《致清华大学的一封信》——蒋方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jfz）。

 

[2]就北大而言，历史传统上所具有的自由、民主的校风，就是能够让校内的老师和学生自由、灵活、公开地展开学习、研究、讨论，这种氛围绝不应该消失。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北大学子们“解放思想”。国家的发展需要思想开放的人民。北大是需要提供这样人才的。

 

北大学生很有能力，远远超出我预期。但许多优秀学生都严重缺乏公共意识，只是为自己着想，只考虑能赚多少钱，能确保多大地位，为未来走向有多大好处——见FT中文网观点专栏《我的北大体验》，加藤嘉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344?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