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社会中的上下求索

在“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

社会的发展、道路的选择，总会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理性思考和文学的思想内容。21世纪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在“民族性”“本土性”与“现代性”“世界性”之间的不断摇摆和探索。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有过对“民族性”的偏执固守，也有过对“现代性”的狂热追捧。当下却进入了对“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双向探索中。它标志着文学的理性和成熟，也显示了文学的焦虑和困惑。短篇小说是一种敏感的文体，作家们的思想情感总是通过它及时地折射出来。在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些作家在向本土文化回归，有些作家在对现代文明和文化反思。

对民族的、民间的、自然的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肯定，是当下短篇小说的一个突出倾向。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也是在发掘本土文化，但思想倾向既有颂扬的，也有批判的。而20多年后的当下，基本是一片颂歌了。郭文斌近年来致力于写中国西部乡村的农历节日小说，从正月十五一直写到大年三十。逼真细腻、丰富齐全，土色土香、意蕴绵长。农历节日，是中国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今天已几近消失了。作者的这组系列小说是以童年回忆的方式，以五月、六月小姐弟俩的视角展开的，因此格外真切、灵动、优美。譬如《点灯时分》写两个孩子，在正月十五点灯节日中的美丽想象和渐懂人事。譬如《吉祥如意》写传统的端午节，大人们怎样精心准备、虔诚供神，孩子们怎样尽情玩耍、上山采艾，沉浸在节日的清香世界里，传统的民风民俗构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古朴境界。年复一年、循环往返的农历节日，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活跃了民间的民俗文化，促进了乡村的农事和生产，自然也延续了其中的封建文化和迷信。刘庆邦则钟情于豫东地域文化和民情风俗的描绘，但他也有对陈腐风俗的批判。《黄花绣》写从未做过女红的少女格明，却接受了一个艰巨而神圣的任务：给临终的三奶奶绣花鞋。这是当地的特有风俗，只有父母、姊妹双全的孩子才可以担当。格明从哆嗦到镇静，从不会到熟练，用了一整天时间。这一天是她人生的关节点，她不仅学会了绣花技术，而且在心理上也成人了。作者真诚地肯定了民情风俗对青年一代的人生意义。但他在《冲喜》中，又尖锐地揭示了迎娶新媳妇为病危的新郎“冲喜”的民间风俗的荒诞。显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理性判断。张炜近年来在短篇小说上则热衷于编撰民间故事和传说。如《阿雅的故事》《魂魄收集者》等。《东莱五记》是这一系列的代表作，作品以山东古登州和古莱州的历史故事、民情风俗、民间传说为题材，展现了这一带古老而神奇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显示了古代民间人与植物、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文化意蕴丰厚，值得现代人深思。

作家们在这一主题的表现上，是广阔而深入的。温亚军的《成人礼》，写乡村社会古老的“割礼”风俗，把传统农家的日常生活，夫妻之间以及大人和孩子之间，那种淳朴、温馨而又不时磕磕碰碰的天伦之乐，组成了一首细腻、温婉、美妙的家庭抒情曲。郭雪波的《天音》，通过对即将消逝的村庄、最后一个晚上的古歌演唱的描写，表现了草原精神文化的无奈衰落。还有红柯的《大漠人家》，写的是孙子跟着爷爷，在辽阔的大漠和有趣的劳动中，年幼孩子在情感、心智、人格乃至体力上的成长，表现了人与自然、劳动的密切关系，像一幅凝重而抒情的油画。

对现代文明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反思，敏感的作家们早就开始了。但许多作家虽然表现了这一主题，思想上还缺乏自觉。而在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这种反思与批判就显得明朗而自觉了。如前所述的《致爱丽丝》《内科诊室》《艾多斯》《铁血信鸽》等作品，就包含了对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反思。这些作品都真实地表现了当下社会的中上层人群，对物化生活的反叛，对无尽欲望的弃绝，对精神价值的追寻，预示着国民精神正在发生的深刻蜕变。

还有些作品则从人与动物的关系、比照中，审视人的现代生活、人性自身的缺陷。独具一格，富有哲理。邓一光的《热爱一只狗》，写一位孤独的老爷子养了一只宠物狗，陪伴他的风烛残年，进而演出一幕由喜到悲的活剧。养狗已成为城市人时髦的生活方式，但它的深层意义和带来的后果却是人们很少探究的。作家却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出：人与狗有时可以相依为命，但人绝不能把狗只看作供人取乐、为人服务的宠物。狗性与人性相通，它也有自己的思想、自尊、欲求，同样可以把人当作为它服务的宠物。老爷子对狗的从爱——恨——杀，实质上显示的是现代人的自私、虚伪和残忍。张洁的《一生太长了》，则描述了一只有情感、有思想的头狼主动走向死亡的悲壮情景。作家抛开人对狼的种种理解和成见，以狼为叙事者，展示了狼丰富而奇特的意识活动。这只杰出的头狼用一生的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狼的生命里，有残酷、有厮杀、有血、有弱肉强食，就是没有卑琐、卑鄙、阴暗、贪婪、下流…… 我终于明白，人类并没有什么值得我深究之处，我们狼和他们的生命态度是如此的悬殊。”作家在这里借助狼道出了她对现代人性的审视与批判。这是近年来短篇小说的两朵“奇葩”。

范小青的独到之处，就在她总能扣住某一时段的社会脉动，并用系列作品表现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知。近年来写了多篇反思现代生活的力作，显示了她思想的敏锐和视野的开阔。名片是现代社会中通行的交往物件，它的泛滥和假冒已使其大大贬值。《我在哪里丢失了你》从小小的名片入手，描写了刊物编辑王友，所经历的离奇而有趣的名片故事，揭示了名片风行所造成的虚无、怪诞现象，以及对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真诚感情的遮蔽和消解。作品写得自由洒脱、想象丰富，夸张、反讽手法运用自如。《来自何方的信件》写的是人与电脑的关系。公司职员何方的电脑遭遇，让主人公明白了：电脑在给人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给人制造着迷宫、陷阱、危险，使人的精神情感不经意间处于混乱、分裂乃至“异化”状态，对人类其实是福祸相倚的。《我们都在服务区》写的是人与手机的关系。市改革委办公室主任桂平，既爱手机又怕手机，陷入了无休止的人机博弈之中。作品形象地揭示了：人创造了手机，最终却被手机所“奴役”，人、物颠倒，人被物化。不管是名片，还是电脑、手机，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将把人引向哪里？是值得人们反思和警惕的。

作家既要向前看，反思现代社会的弊端、隐患，也要向后看，发现传统生活和文化中的生机，自然都不错。但如果站在保守、落后的思想立场上，看不到现代社会的积极、光明面，看不到传统生活的陈腐、阴暗面，失去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准确判断，也是危险和有害的。当下短篇小说创作中，已显露出这样的倾向。

叙事艺术的双向探索

1989年之后，短篇小说进入一个消沉期，但这种状态并没有阻滞了它在艺术上的求变求新。比之1980年代中期的创新热潮，新世纪之后的变革似乎有点“小打小闹”，较多地集中在形式、手法和技术上，但却显得更扎实、更具体、更精细了。可以说，短篇小说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成熟期。从新时期到多元化时期的30年间，短篇小说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模式或者说叙事模式。它同既往的艺术模式有诸多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它是汲纳五四新文学、“十七年”小说乃至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小说的营养，兼容转化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审美形式。它具有精英品格、现实特征、本土韵味和雅致的形式，是知识分子作家创作的产物。自然，这种艺术模式还在不断地变化和塑造之中，近五六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不少作家转身向后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取法传统方法和手法，而有些作家依然执着向前从西方现代文学中借鉴艺术表现形式。这种双向探索，对丰富和发展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博大精深，但在现代、当代文学历史中，作家们轻视了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古典小说基本有四种类型，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和笔记小说。近年来短篇小说的继承，主要是话本小说和笔记小说的艺术形式。

关于话本小说的艺术特征，孟昭连、宁宗一指出：“因为白话小说来源于民间说话艺术，所以它在故事的取材与表现方法等方面，创造出不同于文人创作，却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与唐传奇比起来，它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雅，但它的内容是下层读者所熟悉的，风格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语言是明白易懂的。”^⑧ 话本小说作为古典小说的一种，通俗的故事、曲折的情节、丰满的人物、大众的审美趣味以及“说话人”的叙事艺术，构成了话本小说的基本模式。新时期之后的作家，借鉴话本小说艺术的并不多，谈歌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张子和》写一位历史人物的多舛命运，《天香酱菜》写保定近代史上一家著名酱菜园的演变与几位人物的沉浮，《紫砚》写一方端砚的流传与世态人情，颇有古色古香的话本神韵。《穆桂英挂帅》演绎了两位著名河北梆子演员的半生情缘，以说书人的口吻讲述故事，以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主线，在环境和事件中展示人物性格，叙述语言古朴、畅达、铿锵，犹如聆听一个说书人的现场演说，洋溢着一种燕赵文学的“慷慨悲歌”之气，显示了作家较厚实的古代小说功底。此外，在聂鑫森的《古城旧事》、孙方友的《陈州笔记》中，也有一些精彩的话本小说。青年作家李云雷的《巧玲珑夜鬼张横》，从题目就可以见出对《今古奇观》的效仿。作品讲述了一个民间说书艺人“夜鬼张横”，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说书生涯和人生遭遇，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文化的逐渐消亡。故事生动，意蕴丰富，人物鲜活。不足之处是在取法话本小说的套路和语言上，还欠火候。话本小说模式有自身局限，它更适宜讲述历史故事，篇章结构上也难以短小精粹，因此当下的发展较为缓慢，还需要更多的作家探索和实践，使话本小说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命。

关于笔记小说的创作特点，赖振寅指出：“小说的性质使它具备了其他小说品类的一般特点，如人物、情节、散文化的叙事及虚构成分等；而笔记的体制又使它呈现随笔杂录、内容庞富的特点。两相结合，遂使笔记小说特色鲜明，魅力独具。”^⑨ 相较而言，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在吸取笔记小说的写法上，比话本小说更为普遍、更有实绩。晚年的王蒙，在短篇小说上大踏步地向传统回归，创作了《尴尬风流》系列小说，可谓纯正的笔记小说。譬如他从一个老知识分子“老王”的视角，写看到外孙学钢琴、管乐练得苦不堪言的内心焦虑，写听到一伙老友对肥皂剧的种种议论引发的对当下文艺的反思，写目睹儿子、孙子在考试分数上“讨价还价”产生的对教育的忧思……  事件虽小，但背景广大，内涵丰富，使读者看到了一个老年“智者”的“杞人”之忧，把人们引向了对世俗生活的重新打量和思考。韩少功2006年出版的《山南水北》，记录了他近年来的山居生活。这些由山川风物、民间传说、乡邻故事和作家思絮等凝结成的文字，被媒体称为“跨文体”文本。但其实是借鉴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手法，简练的白描、传神的人物、自由的结构，一派“新笔记体小说”风貌。还有阿来的《机村人物素描》，聂鑫森的《教授生涯》，孙方友的《小镇人物》，石舒清的《麻花客》，宗璞的《恍惚小说四篇》，劳马的讽刺系列小说等等，均可称为新笔记小说。古典小说艺术形式的创造性运用，将加强和丰富当代小说的民族风格和艺术表现力。

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手法，曾经催生了新时期先锋、现代小说的诞生，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但1990年代之后，这股变革潮流逐渐式微，难以为继了。众多的中年、青年作家的创作，回到了“本土经验”和“现实主义”主潮中。但也有一些作家，依然坚定的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表现方法，拓展着中国小说的艺术道路。譬如韩少功，他一面向中国古典小说回归，一面又向西方现代小说推进，在他的《末日》中整体上运用了荒诞表现方法，在《第四十三页》里采取了元小说的叙事形式，给当下短篇小说创作增添了生机，树立了标高。譬如残雪，她是1980年代中期崛起的“现代派”作家，20多年来矢志不移。近年陆续发表了《雪罗汉》《都市的村庄》《紫晶月季花》《老蝉》等多篇作品，更娴熟地运用着荒诞、象征、反讽、朦胧、意识流等种种表现方法和手法，表达着她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成为文坛上一道奇异而孤独的风景。当下文学创新的衰退是不正常的。中国小说依然需要现代、后现代文学的激励和滋养，作家们不应在这条道路上半途而废。

短篇小说的雅化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现象。追求文体的精短、意蕴的丰沛、结构的巧妙、手法的新颖、语言的优雅，已成为许多作家的艺术目标。譬如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每篇只有四五千字，但内涵深广，意象纷纭，体式上采用了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等精心拼贴的方法，在短篇小说文体的创新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譬如苏童的《茨菇》把故事的讲述锤炼到了一种炉火纯青、举重若轻的境界。譬如赵本夫的《守桥人》以诗化的情节和洗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关于“守候”的寓言故事。譬如储福金的《莲舞》营造了一种清香、淡雅、超然的艺术情调。譬如陈继明的《蝴蝶》以蝶喻人，解读了人生中“囚禁”与“解放”的哲理主题……  这些作品可谓短篇小说中的精品。精品的增多，意味着短篇小说艺术的成熟与上升。

近五六年来的短篇小说，成果是丰硕的，路子是纯正的。但实事求是说，既缺乏那种卓然不群的具有开创精神的杰作，也鲜有百花争艳般的多样化创作流派，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和嘈杂的全媒体时代，短篇小说的振兴和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胡平：《短篇小说成绩辉煌》，《光明日报》2009年9月11日。

②张清华：《“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③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见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第366页，漓江出版社1982年4月版。

④许纪霖等著：《启蒙的自我瓦解》第3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9月版。

⑤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

⑥贺绍俊：《肩负现实性和精神性的蹒跚前行》，《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

⑦王蒙：《王蒙文存》（第19卷）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⑧孟昭连  宁宗一：《中国小说艺术史》第22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⑨赖振寅：《中国小说》第65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